「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1]
這首詩寫於蘇軾離世前不久,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
為何蘇軾會把黃州,惠州和儋州當作自己一生中最值得記述的功業呢?難道貪吃的東坡居士竟把吃豬肉,啖荔枝,嘗蛤蟆 [2],當作自己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事情?難道蘇軾在這三處地方的所作所為比得上他在杭州治西湖,設葯坊?比得上在徐州時抗洪澇,穩民心嗎?比得上在潁州救濟飢民,輯捕強盜[3]?
我們先來看看蘇軾在黃州、惠州和儋州這三個地方留下的趾爪㾗跡 。
初到黃州,烏臺詩案餘悸仍在,令蘇軾蓄意地減少同外界接觸,「不復作詩與文字」[4],免得害人累己,甚至「自喜漸不為人識」[5] 。在公務方面,他連簽署一個文件也不可以。其實,當時的他只是一個受監管的犯官。建功立業! 真的是從何說起?
到達惠州前,在暑熱之中,聖旨一傳再傳,貶所一改再改,對舟車勞頓,身有固疾,年過半百的蘇軾來說,既是肉體上的折磨,也是心靈上的虐待 [6] 。難怪東坡居士會慨然嘆道:「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7] 。
遠放儋州,更是僅次於死刑的懲罰。此時居士先生老矣,早作「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 」的打算[8] 。在「食無肉,病無葯,居無室,出無友,冬無柴,夏無寒泉」的環境之中[9],就是書籍紙筆也要勉強張就,蘇軾和兒子過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這麼坎坷的際遇,就算不把它看成是前世今生的業報,也難以言功!何以言功?
再來,我們看看蘇軾其他的人生到處。
蘇軾曾先後出任杭州,密州,徐州,登州,湖州,潁州,揚州和定州等地的知州 [10] 。在每一個地方,他都是名正言順的父母官,為民生做福,大大小小的功德,史書詳載。公務之餘則交朋結友,尋道訪僧,詩詞暢酬,名篇累牘。跟他在黃州,惠州和儋州的落差實在太大了。亦因此,蘇軾視這三個地方為自己的一生功業,就更堪玩味了。
有謂,這三處貶所的人民在蘇軾失意落難時待他很好,令他念念不忘,心存感恩,所以才會把這三州作為平生功業。這就奇怪了,難道其他地方的人對蘇軾就不好嗎?我相信我們並不容易找到民間百姓對蘇東坡的負面評議。相反,為他歌功領德的卻不少。
亦有謂,蘇軾「奮勵有當世之志」[11],改善民生對他來說是朝廷官員應該要做的事,是天經地義的事,根本說不上甚麼功業不功業 。反觀,作為一個藝術家,藝術創作的突破,才是他人生中最值得驕傲的。他最為人傳誦的作品,大多是身在這三個貶所時創作的。王水照先生就曾經說過:「在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活中,蘇軾貶居時期的十多年比之任職時期的三十多年,無疑取得更大的成就」[12]。
但我認為,蘇軾不會只為藝術上的成就,便把在這三個地方上的行事,作為自己的一生功業。蘇軾在貶居時期的作品之所以被視為他創作生涯中水平最高的[13],不單純因為他的被貶。仕途上的挫折不會直接激發創作上的突破;一個貶官可以是一蹶不振,可以是噤若寒蟬。
詩詞文賦只是載體,盛載着蘇軾的兩種情懷;我們不要只記着曠達豪放的東坡居士,而忘記了幽獨悲憤中的蘇軾。没有了後者,前者不但失色,而且變得孟浪輕浮。或許蘇軾自豪的是,自己能從幽獨悲憤中超升到曠達豪放,讓兩者和諧共存,達至「能飛能潛」的境界[14] 。
評論常說蘇軾如何豁達瀟灑,儘管在事業低潮時,人生落魄時,也能放開懷抱,於日常生活中,於大自然中,於古聖賢人中,尋找到「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心境[15] 。然而,回顧蘇軾的一生,他也曾有過進退失據,唉聲嘆氣,萬般無奈,也曾深深感受過「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16] 。在政治上的種種失意,也曾令他感傷氣餒,請求外調,這是事實。他的豁達瀟灑是從多次失意失落中提升出來的。
正正是在黃州,惠州和儋州這三個時期,蘇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超升。雖然人在貶所,身是犯官,仍無阻他反覆探索,上窮先秦諸子,近取佛老二道,渾然為一,身體力行,向世人明明白白昭視他的超然物外,不遊於物之內。既能遊於物外,就能不畏強權,不隨波逐流,不因一己之心欲,放棄恪守的原則。
可是,我們不要把蘇軾「偉大」化的過了頭,這個超升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斷的反覆磨練,對肉身,也是對意志的磨練。古往今來多少風流人物止於半途,變得趨炎附勢;又有多少一時豪傑退隱山林,但求自保;又有幾個能像蘇軾那樣堅持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仍不放棄。修練其間當然不會只有進,没有退。午夜夢迴,東坡居士也會唏噓嘆息,也會有「孤月此心明」的無奈 [17],如果蘇軾的心真箇是完全靜穆的話,就不會在確認一生功業之前,先來吐一吐心中的抑鬱。
蘇軾年青時曾問:「人生到處知何似」,並自答曰:「應似飛鴻踏雪泥」。經過了黃州,惠州和儋州的磨練之後,東坡先生的確做到了「鴻飛那復計東西」。
注釋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本系列文章部份原稿曾於《雪泥鴻爪》雜誌(國際刊號:0252-0575),現為增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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