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史網近日轉載歷史春秋網〈誰是商末周初最「百無一用」的聖人？〉一文，我觀後以為大不妥。不妥不在於文章的史實層而在其思想層，因其中反映了一種文史知識份子最不宜有之思想，曰：道德理想主義之崩塌。
文章的議論近乎傳統事功學派的思路，沿「濟世安民」的方向立論，得出伯夷叔齊只是不懂變通之書生典型的結論，自潔其身而無益於民。此誠不錯，但卻忽略了二人所建立的不在一世而在百世的「大用」之功。
伯夷叔齊的忠孝之論、餓死之行固然迂腐，正如文天祥的愚忠、狹隘民族主義一樣迂腐；但這種迂腐基於他們的客觀歷史限制，我們正不必深究，反應視察他們堅守原則、不妥協，能為此原則付出一切乃至生命，「正其誼不謀其功」的清教徒精神。可以說他們的「大用」，正是樹立起了一個「不可為不義屈」、「知其不可而為」、「捨生取義」的標竿，能永遠被後世師事取法。
這種精神正如佛教所尚的不轉退之願力，是崇高的精神人格。個人對道德生命有絕對之追求，始能發此願力，不為世俗一切外緣、處境所轉移；也即如此，歷史上這種人永遠處在「中間派」，不依附權力而特立獨行，近代以來章太炎、康有為，乃至更近期的李敖先生無不如此。綜觀歷史，人類精神文明正是這類無用的「中間派」建立的。孔丘周遊、孟軻環轍；屈原投水、史遷憤史；難道他們行事之前，全不曾權衡過自己的行為，最終必定於世於身無補嗎？所以如此者，正因為堅信自已的原則、推崇的精神價值（如仁、義、忠、孝）是有益於千秋萬世之人類發展，故始不畏死難坎坷，「雖千萬人吾往矣」。就是濟世安民，也必需先有此種道德精神在背後始能施為；王安石高揚「三不畏」、戊戌六君子知禍不避、革命志事捨家忘身，背後動力是甚麼？只談利國利民不談道德精神，是洞悉本末之見嗎？
退一步想，我們一般人學習歷史或人文科目的意義究何在？除了「通古今之變」以明得失之外，不就是道德人格的追尋與建立？利國利民自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但一方面強調濟世，亦不宜貶斥道德主義是「理想派」。需知「濟世安民」受客觀權位與能力所限，往往有心無力；但道德主義卻為社會上各階層所有人都可共同追求與成就的。尤其當今社會物質主義盛行，選擇做「善斯世可矣」之人而非「百世人」的青年多矣；作為歷史教育者或研究者，反而認為追求道德人格而又及身實踐的標竿為「百無一用」、「不知變通」，吾未見其可也。
文章尾末又引黃仲則名詩「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雖仲則以此詩自悲自怨，但我確信他必不悔自家成為一百無一用之書生也。最後想及李敖先生的一句話：「你的世界沒有文天祥」，或可移贈某些忽略道德理想主義的人。
作者：鄭心朗
正就讀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修中文，副修中國歷史。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