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周交替之際，有兩位「聖人」級的人物最受人推崇，孔子推崇他倆為「古人賢人」、「求仁得仁」，儒家推崇他倆「仁孰大焉」，司馬遷專門為這哥倆立傳稱頌，韓愈更是對他倆推崇備至，稱讚其「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這兩位「仁人至士」，便是著名的伯夷、叔齊。
不過，依筆者看來，伯夷、叔齊，不足為聖，反而是商末周初最「百無一用」的書生典型。
伯夷、叔齊的故事，第一件是「讓國」，孤竹國的第八任國君墨胎初共有三個兒子，長子伯夷，次子亞憑，三子叔齊。墨胎初想要三子叔齊為繼承人，但沒有確定好「太子」之位就去世了，按照當時的常禮，長子應該即位。但伯夷認為應該尊重父親生前的遺願，由叔齊來作國君，而叔齊認為自己做國君于兄弟不義，於禮制不合，結果兩人一直推讓諸侯之位，最後同時離開了孤竹國。兩人走後，反而是最沒希望的二子亞憑被國人推舉當了國君。「讓國」是賢嗎？最沒本事的當國君，沒有治國能力，是不是老百姓受罪？所以毛澤東評價二人不但不賢，反而是「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的人，沒有什麼可值得稱頌的。
伯夷、叔齊第二件參政的事，是商紂王組成了一個上邦使團出使周朝，使團以紂王之兄微子為首，成員除有膠鬲、伯夷、叔齊等。微子和膠鬲接受了周武王「滅商興周」的策反，成為周朝在商朝的「間諜」人員，而伯夷、叔齊沒有同意。伯夷、叔齊沒有同意，但也沒有告發微子、膠鬲，屬於既不幫商也不幫週一族，立場不堅定的「中間派」。中間派有什麼價值呢？依我看沒有什麼價值，有你沒你一個樣。
伯夷、叔齊第三件事，是阻擋武王伐紂。他倆明知道紂王暴虐，只不過以臣不能伐君的理由進行阻擋。哥倆對武王說：「你父親剛死，還沒有下葬，就輕用刀兵，這能說得上是孝嗎？以臣子的身份竟然要去動武殺害自己的君主，這能稱得上是仁嗎？」，典型的書呆子形象，陣前動搖軍心，氣得武王差點殺了他倆。多虧姜太公一念之仁，解救了這老哥倆。既不能幫助紂王改惡從善，進行勸諫，又沒有更好的方法救國救民於水火之中，單一勸諫武王不能以臣伐君，有什麼意義嗎？什麼意義也沒有。
伯夷、叔齊第四件事，是在武王伐紂成功以後，哥倆誓死「不食周粟」，在首陽山靠采薇維持生活。薇，俗稱巢菜、大巢菜、野豌豆，其實就是一種能吃的野菜。天天吃野菜，能不營養不良嗎？偏偏來了個催死鬼，有個士大夫叫王摩子進山遊玩，看見伯夷、叔齊正在那裡采薇，就責難他們說：「你們既然不吃周粟，但為什麼卻又隱居在周山，食周薇呢?」，二人聽了，無言以答。普天之下，莫非王王，率土這濱，莫非王臣，既便是野菜，也是周朝的。伯夷、叔齊還覺得人家質問的有道理，於是便不再吃薇。最後怎麼樣？連野菜都不吃了，只能活活餓死。餓死之前，哥倆作歌一首：「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餓死雖有氣節，但這氣節有什麼用呢，幻想以前的聖人時代，有什麼價值呢？遇事不知變通，是利國呢還是利民呢？
說伯夷、叔齊是「聖人」，有點名不副實。但他倆確實是「好人」，最起碼愛好和平。但這樣的「好人」，無益于推動社會進步。他倆是理想派，而非實踐派。從他倆的故事中，沒有看到他倆有什麼樣可實行的政治主張，有利於國，有利於民。最後連自己的性命都做了無謂的犧牲，成了一個不愛惜生命的人。和他倆類似的，還有孔子的學生顏回，基本沒有生活能力，雖然氣節可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但最終營養不良而死。司馬遷因此在《伯夷列傳》中發出質問：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伯夷、叔齊讓我想起了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我只是佩服他們的氣節，但始終不認同他們的作法。清朝詩人黃景仁寫過一首《雜感》詩，詩中寫道：仙佛茫茫兩未成，只知獨夜不平鳴。風蓬飄盡悲歌氣，泥絮沾來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莫因詩卷愁成讖，春鳥秋蟲自作聲」，伯夷、叔齊給這首詩做了最好的注腳，他倆大概就是「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典型形象吧！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