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西行求經，跟家世背景分不開。
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玄奘是東漢名士陳寔的後人。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監博士，精通儒家經學。父親陳惠，「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清人皮錫瑞《經學歷史》引《北史》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所謂「窮其枝葉」，是指每字每句皆需得其正解，方才善罷甘休。陳惠有四子，二子出家，號長捷法師。玄奘為第四子，受兄長影響，他十三歲剃度為僧。可是，其處理佛家經論的方式，仍沿襲家教那一套，遂對不同門派就同一部經論所作的不同解釋，欲取捨抉擇，以達至對經論最準確的理解。
玄奘求的是什麼經？《瑜伽師地論》。據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瑜伽師地論」條，是書由
彌勒講述，無著記。略稱瑜伽論……係瑜伽行學派之基本論書，亦為法相宗最重要之典籍，更為我國佛教史上之重要論書……其中詳述瑜伽行觀法，主張客觀對象乃人類根本心識之阿賴耶識所假現之現象……
換言之，《瑜伽師地論》是唯識宗 （創始於無著、世親兩兄弟） 學理的依據。玄奘想審視當時中國哪些門派講唯識學是講對的，哪些是講錯的，於是毅然萌生求經的念頭。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原道篇） 卷三》有以下一段話，尤其能夠證明玄奘西行跟探尋唯識義理有關：
此法相唯識宗一流之佛學之輸人中國，乃先有若干部派佛學論典之翻譯，次為世親之《十地經論》、無著之《攝大乘論》……由《十地經論》所開之地論宗，及由《攝大乘論》所開之攝論宗，初興於北魏，後乃化及於南。然當時此流之經論，所譯出者仍不足，名義錯雜，使人疑惑。玄奘即由感此疑惑，而至印度求法，學於印度此宗之戒賢，而傳人印度由無著、世親至護法之一系之法相唯識之學於中國。
明代章回神魔小說《西遊記》有
太宗設朝，聚集文武，寫了取經文牒，用了通行寶印……隨即宣上寶殿道：「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這是通關文牒。朕又有一個紫金缽盂，送你途中化齋而用。再選兩個長行的從者。又欽賜你馬一匹，送為遠行腳力。你可就此行程。」玄奘大喜，即便謝了恩，領了物事，更無留滯之意。唐王排駕，與多官同送至關外。
但翻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玄奘出關並非一帆風順：
時國政尚新，疆埸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敕，防禁特切。有人報亮云：「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云：「欲西求法。」亮聞之，逼還京。
彼有意威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
值得注意是「禁約百姓不許出蕃」、「逼還京」及「竊送向西」，簡單講，玄奘西行是偷渡出境，並不合法。小說裡唐太宗的親切與熱情，於現實從未發生。反而厚待玄奘者，為高昌國王麴文泰：
為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為信。又以綾綃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並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部落馬遞送出境。」
法師見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絹等至，慚其優餞之厚……
王報曰：「法師既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因謝也。」
發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
戒賢是護法弟子，護法是陳那學生，陳那師承世親。又護法是注釋世親〈唯識三十頌〉（世親晚年整理唯識思想之作） 的「十大論師」之一。玄奘隨戒賢學習唯識學，其學必精純而不駁雜。
貞觀十九年 （公元 645 年），玄奘返歸長安，「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 （見《舊唐書．玄奘傳》）。玄奘旋即展開翻譯工作，並引入唯識學，奈何
（1） 唯識教義複雜繁瑣，令人望而卻步；
（2） 教法上不能提供簡單易行而又可以克服煩惱的修持法門，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
（3） 在組織上僅依靠皇權支持；
（4） 邏輯思辨不適合中國人的思想習慣 （以上四點參夏金華〈唐代法相宗的衰落原因新論〉及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小史》，轉引自邢東風〈中國禪宗的地方性 - 從胡適的禪宗史研究說起〉）
唯識學在中國始終流傳不廣。直至民國初年，歐陽竟無領導支那內學院，在中國南方復興唯識學研究，唯識學才在中國重新獲得重視。香港方面，羅時憲、李潤生兩教授俱對唯識學有極深入的研究，為弘揚唯識學作出了正面貢獻。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圖片：電視劇《西遊記》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