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非純粹漢人，唐太宗的處事作風頗有別於歷代中原王朝的君主。
史載他曾單獨與東突厥頡利可汗面談，蕭瑀以為輕敵，叩馬而諫，太宗始終堅持，皇帝不憂慮自身安危，以身犯險，此在以往國史從未出現過，反映其性格豪爽、果敢。又由「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舊唐書・突厥上》） 太宗是經過深思熟悉才這樣做，絕非逞一時匹夫之勇。
對外不畏敵國領袖，對內重視武將的地位。據《舊唐書・太宗本紀上》，他「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庭……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何以太宗有如斯舉措？理由很簡單，「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遺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鬥戰，亦望汝前無橫敵。」簡單講，外面東突厥虎視眈眈，隨時進犯，若不秣馬厲兵，早作軍事準備，國內極有可能出現生靈塗炭，此非太宗所願見。為令將士上前線作戰更有把握，更加對國家歸心，太宗不惜傾囊相授，親自指點，背後實有一體貼兵士、為老百姓着想的觀念在。一如既往，朝臣諫止，怕生行刺，太宗卻一於少理。正因為太宗的無私奉獻與堅持，方贏得「士卒皆為精銳」的結果，至玄宗，「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杜甫〈兵車行〉語），這已與太宗態度迥異。
太宗為人光明磊落，不怕被人暗算，曾說：「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加上早年行伍經歷令他以將領身份自豪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有「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驆山」），對行軍佈陣亦確有一番心得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有「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遂希望將此心得與他人分享，兼不介意親自領兵打仗，與將士們共處。
太宗善納諫言為後世所稱道，但這和他有意招攬安撫山東豪傑有關。觀乎「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的出身，魏徵、李勣、張亮來自瓦崗軍。房玄齡 （《隋書・房彥謙傳》：「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程知節 （曾祖父程興，北齊兗州司馬。祖父程哲，北齊晉州司馬）、唐儉 （《新唐書・唐儉傳》：「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 是北齊官員的後人。杜如晦曾獲房玄齡力薦。高士廉來自渤海高氏，為北齊王族之後 （《舊唐書・高士廉傳》：「祖岳，北齊侍中、左僕射、太尉、清河王。父勵，字敬德，北齊樂安王、尚書左僕射、隋洮州刺史」）。山東豪傑集團佔據功臣名單的三分之一。羅永生指出，山東當時經濟最為發達，又是農民起義主要地區，與其強硬剿滅引發大規模動亂，不如予以安撫，招為己用。（＜從「玄武門之變」看貞觀政權的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舊唐書・韋雲起傳》記有韋雲起「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為朋黨。不抑其端，必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煬帝令大理推究」，早於隋末，朝廷內山東力量已是盤根錯節，不易撼動。唐太宗對房玄齡、杜如晦、魏徵予以相當尊重，與其說是有知人之明，具納諫的本事，不如說他識時務，知道哪些政治勢力不可硬碰。
最後，太宗精通中原文化，《舊唐書・突厥上》記他見頡利可汗心腹執失思力，責以「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後極多，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顯然來自《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四端之心，人皆有之」的想法。至於他和蕭瑀論及「渭橋之盟」的計策，提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乃老子《道德經》原文。既有胡人的直率、果敢、尚武，也有深刻的漢化，如斯素養的君主，方能成就大唐國際性 （cosmopolitan） 的氣象。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圖片：電視劇《武則天秘史》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