弒兄囚父:李世民實非聖君?

弒兄囚父:李世民實非聖君?

關於「玄武門之變」的幾個問題

唐太宗李世民是否儒家標準下的「聖君」?觀其弒兄囚父,答案不言而喻。南宋朱夫子不諱言「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見《語類》)。儒家「聖君」必須居仁由義,溫情洋溢,光明磊落,太宗晚年仍為玄武門之過錯「長戚戚」,與父親李淵的關係也不太好,後人以他為「聖君」,頌之揚之,大可不必。

「玄武門之變」始於李淵勸世民移鎮洛陽,建成予以阻止。建成之所以有大反應,和洛陽的重要性有關。陳寅恪指出:

翟讓徐世勣之系統人物實以洛陽為其政治信仰之重心……唐太宗之實力在能取得洛陽,撫用此系統人物,而獲其輔助之效。當太宗與建成元吉決鬥於長安之時,秦王府中雖多山東豪傑,然洛陽為其根據地,更遣張亮王保等往保之,廣事招引,以增加其勢力。既不慮長安秦府中「山東人」之離心,又為在長安萬一失敗,可以作避亂及復興之預備。(〈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

李淵安排世民往洛陽,等於放虎歸山,使他得以和山東豪傑的地方勢力合流,割據一方,播下日後叛亂種子,這在建成看來,自然期期以為不可。

又事變地點玄武門,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永祿發現,其遺址所處的位置地勢較高,是唐朝皇城的咽喉之地。作為制高點,只要佔據玄武門,就能俯瞰整座皇城,登上城樓,城內任何一處調兵遣將的動向一覽無餘。此外,玄武門距離皇帝居住和處理朝政的太極宮相當近 (參〈玄武門:刀光劍影的政變之門〉及〈西安挖出一土堆,學者看後感歎:難怪李世民要在玄武門殺掉李建成〉)。

黃永年不認同「制高點」論,他說:

玄武門之所以重要者,並非在於此門如何險要,如今軍事上所謂制高點之類,而在於守衛宮廷之禁軍屯營就在此門外邊。《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

這個觀點正脫胎自陳寅恪:

政變俱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衛北門禁軍之向背為成敗之關鍵。《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玄武門重要,是因為禁軍的指揮中心就設置在這裡,稱為「北衙」,擁有堅固的城防工事和精銳的首都衛戍部隊,對內廷的安全起著極端重要的作用。如果要發動政變,搶先控制玄武門,等於控制內廷、皇帝、朝廷乃至整個國家。

洛陽城玄武門和長安城玄武門設計無大分別,故「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悉決於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制之權實即中央政柄之所寄託也」(見陳寅恪前引書)。

最後,談談「玄武門之變」後李淵和李世民的關係。儘管世民擒東突厥頡利可汗令父子關係一度破冰,《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淩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但在李世民心目中,畢竟對父親存有芥蒂,《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裡,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安。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上深納之。

貞觀九年 (公元 635 年),李淵因「風疾」(即今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等) 逝世。

李淵於世民滅亡東突厥後忘卻舊恨,是因為他曾向東突厥稱臣,並引以為恥辱。陳寅恪撰〈論唐高祖及李世民稱臣突厥事〉,旁徵博引,論斷:

獨唐高祖起兵太原時,實稱臣於突厥,而太宗又為此事謀主,後來史臣頗諱飾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顯於後世。

太宗即明言高祖於太原起兵時曾稱臣於突厥,則與稱臣有關之狼頭纛及可汗封號二事,必當於創業史料中得其經過跡象。惜舊記諱飾太甚,今只可以當時情勢推論之耳。高祖稱臣於突厥,其事實由太宗主持於內,而劉文靜執行於外……

兒子雖然不肖,但畢竟為國家民族一雪前恥,這一方面的貢獻,李淵對世民是肯定的。

李世民成為唐朝的新皇帝,建成、元吉失敗了,子裔皆被殺。可是,從薛萬徹在事變發生時領兵闖秦王府 (見《舊唐書.薛萬徹傳》),馮立殺敬君弘報恩,謝叔方見元吉首級號哭而遁 (見《舊唐書.忠義傳》),若非建成、元吉向來待下屬親厚,何至於此?總之,看歷史人物不能面譜化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所提出的洞見),他們都是立體的、鮮活的,李世民是人,建成、元吉也是人,既是人,就有優、缺點,世民如是,建成、元吉亦然。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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