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玄武門之變」的幾個問題
唐太宗李世民是否儒家標準下的「聖君」？觀其弒兄囚父，答案不言而喻。南宋朱夫子不諱言「若太宗，則分明是爭天下」、「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見《語類》）。儒家「聖君」必須居仁由義，溫情洋溢，光明磊落，太宗晚年仍為玄武門之過錯「長戚戚」，與父親李淵的關係也不太好，後人以他為「聖君」，頌之揚之，大可不必。
「玄武門之變」始於李淵勸世民移鎮洛陽，建成予以阻止。建成之所以有大反應，和洛陽的重要性有關。陳寅恪指出：
翟讓徐世勣之系統人物實以洛陽為其政治信仰之重心……唐太宗之實力在能取得洛陽，撫用此系統人物，而獲其輔助之效。當太宗與建成元吉決鬥於長安之時，秦王府中雖多山東豪傑，然洛陽為其根據地，更遣張亮王保等往保之，廣事招引，以增加其勢力。既不慮長安秦府中「山東人」之離心，又為在長安萬一失敗，可以作避亂及復興之預備。（〈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
李淵安排世民往洛陽，等於放虎歸山，使他得以和山東豪傑的地方勢力合流，割據一方，播下日後叛亂種子，這在建成看來，自然期期以為不可。
又事變地點玄武門，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永祿發現，其遺址所處的位置地勢較高，是唐朝皇城的咽喉之地。作為制高點，只要佔據玄武門，就能俯瞰整座皇城，登上城樓，城內任何一處調兵遣將的動向一覽無餘。此外，玄武門距離皇帝居住和處理朝政的太極宮相當近 （參〈玄武門：刀光劍影的政變之門〉及〈西安挖出一土堆，學者看後感歎：難怪李世民要在玄武門殺掉李建成〉）。
黃永年不認同「制高點」論，他說：
玄武門之所以重要者，並非在於此門如何險要，如今軍事上所謂制高點之類，而在於守衛宮廷之禁軍屯營就在此門外邊。（《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
這個觀點正脫胎自陳寅恪：
（政變） 俱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衛北門禁軍之向背為成敗之關鍵。（《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玄武門重要，是因為禁軍的指揮中心就設置在這裡，稱為「北衙」，擁有堅固的城防工事和精銳的首都衛戍部隊，對內廷的安全起著極端重要的作用。如果要發動政變，搶先控制玄武門，等於控制內廷、皇帝、朝廷乃至整個國家。
洛陽城玄武門和長安城玄武門設計無大分別，故「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悉決於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制之權實即中央政柄之所寄託也」（見陳寅恪前引書）。
最後，談談「玄武門之變」後李淵和李世民的關係。儘管世民擒東突厥頡利可汗令父子關係一度破冰，《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淩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但在李世民心目中，畢竟對父親存有芥蒂，《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裡，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凊之禮，竊所未安。願速示返期，以解眾惑……」上深納之。
貞觀九年 （公元 635 年），李淵因「風疾」（即今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等） 逝世。
李淵於世民滅亡東突厥後忘卻舊恨，是因為他曾向東突厥稱臣，並引以為恥辱。陳寅恪撰〈論唐高祖及李世民稱臣突厥事〉，旁徵博引，論斷：
獨唐高祖起兵太原時，實稱臣於突厥，而太宗又為此事謀主，後來史臣頗諱飾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顯於後世。
太宗即明言高祖於太原起兵時曾稱臣於突厥，則與稱臣有關之狼頭纛及可汗封號二事，必當於創業史料中得其經過跡象。惜舊記諱飾太甚，今只可以當時情勢推論之耳。高祖稱臣於突厥，其事實由太宗主持於內，而劉文靜執行於外……
兒子雖然不肖，但畢竟為國家民族一雪前恥，這一方面的貢獻，李淵對世民是肯定的。
李世民成為唐朝的新皇帝，建成、元吉失敗了，子裔皆被殺。可是，從薛萬徹在事變發生時領兵闖秦王府 （見《舊唐書．薛萬徹傳》），馮立殺敬君弘報恩，謝叔方見元吉首級號哭而遁 （見《舊唐書．忠義傳》），若非建成、元吉向來待下屬親厚，何至於此？總之，看歷史人物不能面譜化 （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所提出的洞見），他們都是立體的、鮮活的，李世民是人，建成、元吉也是人，既是人，就有優、缺點，世民如是，建成、元吉亦然。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