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隋文帝、隋煬帝
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永生近年撰〈「以隋為鑑」- 重新認識若干被淡忘的隋朝歷史〉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古代君主的世界觀 - 以隋煬帝為例〉，為隋文帝、隋煬帝翻案，透過了解其觀點，我們當可對兩位皇帝有一新認識。
羅氏首先指出，一般人對隋文帝、隋煬帝的套版印象，主要來自魏徵等撰的《隋書》。由於唐太宗李世民強調「以隋為鑒」，致使魏徵修史時特別側重文帝、煬帝做得不好的一面，有「避重就輕」的情況，未能全面反映史實，立場亦過於鮮明。羅氏認為，細讀《隋書》，不難發現文帝、煬帝皆有正面積極的貢獻，二帝並非民間流傳那麼壞。
以文帝為例，他對外反守為攻，採納長孫晟「遠交近攻，離強合弱」的策略，成功分化離間突厥各酋長，解決北方邊境的威脅。「聖人可汗」的稱號，尤其突顯他在處理周邊民族關係上，並非單純靠軍事武力恫嚇，反而著重以「恩威」來撫服四夷，體現儒家思想天下觀。煬帝後來亦被稱為「聖人可汗」，與父親做法一脈相承。
對內文帝提倡儒教，重視制禮作樂，建立學校，不遺餘力，基本上確立了隋代官學的規模，「不悅學，不知樂」的指控難以成立。儘管晚年「不悅儒術」，這只是對全國學校制度的一次調整，非指文帝向來不重視教育。又強化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職能與地位，完善其人員編制，下開唐朝行之有效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中央架構。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二級制，為唐朝所沿襲。廢除九品中正制，「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開唐代科舉之先。
至於煬帝，雖成長於關隴周隋武將家庭，自幼學習騎射，接受各種軍事訓練，但《隋書》有「好學，善屬文」。他必喜好詩文，兼受過較正規和嚴謹的儒家教育。楊廣出任揚州總管，坐鎮江都，凡十年之久，期間「息武興文」，廣泛收納江南士人，推動文教事業，成果卓越。如果煬帝只是一粗鄙不文的關隴武將，其斷不可能獲得江南士人的認同。楊廣雅好儒學還表現在《江都集禮》的編撰上。《全隋詩》錄存其詩作四十多首，包括〈飲馬長城窟行〉、〈江都宮樂歌〉、〈春江花月夜〉(二首)、〈夏日臨江〉、〈泛龍舟〉等，乃煬帝擅詩的鐵證！
煬帝不只擅詩好儒，四巡漠北，一出河西，三下江都，除了是出於鞏固國防的考慮，更重要是他相信巡幸「作為中央政權強有力的標誌……不僅是傳統社會以禮教萬民的治國要道，而且具有皇帝標榜內聖外王理想政治」的教化致治意義。在他看來，巡幸不是好大喜功，而是體現儒家的仁政王道，是達致長治久安的重要途徑。竊以為這價值觀啟發自《詩經》、《春秋左氏傳》、《孟子》等傳統儒家經典所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
對待周邊民族方面，如非必要，不作軍事征伐，堅持以「德化」為先，實現「混一戎夏」的理想。和親、互市是煬帝常用以消除華夷隔閡的手段。此外，煬帝喜歡用大型款宴的形式令四方蠻夷率服，通過演出精彩歌舞，以及陳列中華文物，從而令夷狄驚嘆、艷羨，不自覺向隋朝稱臣。
《隋書》記煬帝好女色，曾無禮侵犯宣華夫人、容華夫人。可是，據統計，煬帝後宮人數並不多，一生與蕭皇后形影不離，加上子嗣僅三人，他個性「沉深嚴重」，非禮一事只怕是子虛烏有。
廣開運河上，當時兩京 (大興城和東都洛陽) 確實依賴來自山東、河北以至南方江淮地區的大量糧食物資。開鑿運河，雖然工程艱巨，成千上萬民工因此喪命，但誠如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所言，其連接中古社會的政治與經濟重心，實有其不可替代的重大政治與經濟作用。煬帝這方面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不能動輒謂煬帝只為個人享樂遊玩而開鑿運河。
有關唐太宗抹黑隋文帝而影響後世對文帝的看法，官德祥也有類似判斷，他說：
隋開皇十四年發生大旱，並造成關中百姓饑荒。唐太宗回顧前朝往事，批評隋文帝不願開倉救災，最後儲積過多，成為隋亡之遠因。此《辯興亡》篇所記之太宗評語直接影響後世史家對文帝的看法。(〈隋文帝與開皇十四年旱災〉)
教科書上的說法，是時候修正。
[參考書目]
1. 羅永生，《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
2. 胡戟主編，《紀念汪籛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3. 官德祥，《中古社會經濟生活史稿》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