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開鑿運河弊多於利？
在隋代以前，連接黃河、淮水的人工運河，只有鴻溝。鴻溝於戰國時由魏惠王下令開鑿，劉邦、項羽兩分天下，便是以此為界。歷兩漢、魏晉、南北朝，鴻溝一直是黃淮主要水運交通線路之一，但隨着時日推移，河道不免淤塞，於是有另建新運河的需要。
隋代建成的運河，共有五條。
1. 廣通渠
開鑿年份：隋文帝開皇四年 （公元 584 年）
位置：大興城至潼關
功能：將關東的米糧運入關中
2. 通濟渠
開鑿年份：隋煬帝大業元年 （公元 605 年）
位置：自西苑 （河南洛陽縣西） 引穀洛水到黃河，又自板渚 （河南氾縣東北二十里） 引黄河水通淮河
功能：將江淮地區的米糧運至洛陽
3. 永濟渠
開鑿年份：大業四年 （公元 608 年）
位置：由黃河北通涿郡
功能：把將士及軍糧運至東北前線，以便對高麗用兵。
4. 山陽瀆 （邗溝）
開鑿年份：大業元年 （公元 605 年）
位置：自山陽 （江蘇淮安縣治） 引淮水至揚子 （江蘇儀徵縣東南） 人長江
功能：巡幸江都
5. 江南河
開鑿年份：大業六年 （公元 610 年）
位置：自京口 （江蘇丹徒縣治） 引長江水至餘杭，入錢塘江。
功能：東巡會稽
不難發現，除了山陽瀆、江南河，廣通、通濟、永濟三渠皆有漕運功能，即運送官糧到朝廷 / 運送軍糧到軍區的作用。唐人杜佑在《通典．食貨十．漕運》形容廣通渠令「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通濟渠則使得「天下利於轉輸」。
事實上，即使山陽瀆，其早在隋文帝開皇七年 （公元 587 年） 已開通，「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隋書．高祖紀上》），值得注意是「以通運漕」四字，山陽瀆未必全無漕運作用。
誠然，生於杜佑之前的人，如魏徵等撰《隋書》、李延壽撰《北史》，都喜歡強調煬帝為遊幸娛樂而開鑿運河 （「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後，便接着寫「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抃、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這論調為司馬光撰《通鑑》時所繼承。
可是，如《劍橋中國隋唐史》指出，此極有可能是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史學家的偏見，他們只知重農、反對戰爭，卻看不見運河有推動經濟發展的益處，並有助軍事行動的進行。
退一步看，即使煬帝真是為遊幸娛樂而開鑿運河，主觀動機是一回事，客觀效果又是另一回事。運河建成後，的確實現「以東南糧餉養西北士馬」，煬帝未嘗沒有「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功勞。
全漢昇對隋代運河有很高的評價 （受陳寅恪啟發），他說：
隋煬帝因為要遊幸江都而開鑿的運河，完成不久以後，由於歷史上其他因素的影響，在此後的六百多年內變為唐宋帝國的大動脈。這一條動脈的暢通與停滯，足以決定唐宋國運的盛衰隆替，其關係的密切簡直有如真正的動脈之於身體那樣。（《唐宋帝國與運河》緒論）
無獨有偶，《劍橋中國隋唐史》有以下一段：
如果人們看過中國的地形圖和對定居的農業已有所瞭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運河，再加上自然的水道，保證了隋能獲取所有最富饒地區的資源 （只有四川除外，但它與京都有一條相當完善的驛道相連）。我們現在沒有關於隋代船運的稅、糧和布的數字，但大糧倉儲糧充足，有幾個成了隋末奪權鬥爭的重要戰利品。唐代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它繼承和改善了這一運河體系。通往東北的永濟渠之開鑿，不但是為了運來河北的稅收，而且部分地出於重要的戰略目的，即在需要軍隊防禦北方和東北部區域時供應兵員。此渠還有政治用途。如上所述，中國經過長期的分裂後，最近才靠武力被重新統一。新君主在全帝國炫耀其財富和威嚴的能力是重要的有利條件；當然，把軍隊和供應以船運至有潛在反抗危險的地區的能力則更重要。長江南面的中國東南部已處於移民定居的過程中；運河系統延伸至杭州，舉例來說，就大大促進了杭州的發展，使它從一個邊境前哨地一躍而為繁榮的商業城市。
正面肯定隋代運河系統的貢獻，基本上已成為中外史學界的共識。
至元朝，因以大都 （今北京） 為首都，為了令江浙一帶的米糧直向北運，於是避免繞道洛陽，裁彎取直，修建濟州、會通、通惠等河，成為京杭大運河。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