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入關中，蘇綽協助他進行改革。《周書・蘇綽傳》：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
綽少好學，博覽群書......
......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
蘇綽乃一儒臣，出身京兆武功（位處陝西）。從他說：
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
又說：
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于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
又說：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
重視大清明的認知心靈、外在的社會教化和性善情惡，這些都是典型的漢儒思路。漢儒以董仲舒為代表，繼承自荀子，認為性猶如材質，待後天雕琢修飾而後方為善，雕琢修飾即聖王教化，人賴以學習的樞紐則在清明如鏡之心，以心改性。
六條詔書要點分別是：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
另外，他又仿《周禮》設府兵制，《文獻通考・兵考三》：
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仿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
陳寅恪指出，府兵制「明是以一軍事單位為一部落，而以軍將為其部之酋長」，「是禁軍而非地方軍或邊防軍」，認為其原自鮮卑人的武裝組織，具有濃厚的部落化色彩（《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蘇綽只是以漢族經典文飾而已，惟此說法尚有爭議。如谷霽光說：「過分強調鮮卑部落之制，是不適當的。」（《府兵制度考釋》）
蘇綽又更定官制。綽死，盧辯接續其未竟之業。《周書・文帝紀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太祖為太師、大塚宰，柱國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為撰次未成，眾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
誠如陳寅恪所言，大體「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若就地域言之，乃關隴區內保存之舊時漢族文化，以適鮮卑六鎮勢力之環境，而產生之混合品，所有舊史中關隴之新創設及依託周官諸制度皆屬此類」（《隋唐制度淵源略稿》）。
從「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太祖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可見蘇綽道德人格高尚，君臣之間亦無芥蒂。
《周書・盧辯傳》: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靖，太常丞。
辯少好學，博通經籍，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
......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湮墜咸盡。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性彊記默契，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
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並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
出身范陽盧氏，世代崇儒，而且「性彊記默契，能斷大事」，盧辯也是通經致用一型。
蘇綽與盧辯為西魏奠立穩固的政治、經濟、軍事基礎，北周（宇文泰之子宇文覺篡西魏自立，建國號周）終於消滅北齊，統一北方。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