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注《莊子》是中國思想史一段公案。據《世說新語．文學》：
初，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註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俊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郭象注顯然剽竊自向秀。
牟宗三在《才性與玄理》中指出：
至今只有郭象注，而無向秀注。實則『其義一也』，只是向注。
若郭竊向注，據為己有，則今之郭象注，其大義固只是向秀之思想。
本文談〈逍遙遊〉和〈齊物論〉注解，一律視之為向秀個人思想，而不看成是郭象獨見創獲。
在注解〈逍遙遊〉和〈齊物論〉的過程中，向秀發展出一套系統的莊學思想，涵蓋宇宙論和人生論。
(1) 宇宙論
向秀主張無頭的、氣化的宇宙論，經驗世界背後無另一超越的主宰。西方基督教傳統有上帝創造萬物之說，中國儒家有天道創生的講法，向秀卻將「天」的創生實體地位解消，「天」不過是「萬物之總名」。
另外，他認為物各自造。所謂物各自造，是指萬物自己顧自己地生長，但又互相影響，謂之「獨化」。馮友蘭解釋「獨化」：
萬物不是任何造物主所造的，可是物與物之間並不是沒有關係。關係是存在的。這些關係都是必要的......每一物需要其他的每一物，但是每一物的存在都是為它自己，而不是為其他的任何一物......物與物之間的關係，就像兩支同盟國軍隊之間的關係。每支軍隊各為它自己的國家而戰，同時也幫助了另一支軍隊，一支軍隊的勝敗不能不影響另一支軍隊。(《中國哲學簡史》)
這可視為對向秀見解進一步說明。
(2) 人生論
向秀認為，人之所以痛苦，在於「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加上執持自己的偏見以放縱自己行為，於是導致身心俱疲。
要離苦得樂，有兩個重點：任自然而忘是非、性足為大。
「任自然」也者，「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即擺脫日常感官經驗的糾纏，也不去作認知思慮上的種種區分，順乎自然本性而行。
「忘是非」不是要破除、廢棄是非，而是明白世間所有是非標準都是相對的，各自有其合理性和局限，兩邊都予以肯定、順應。與其互相對辯，鬧個面紅耳赤，不如「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即明白世間種種是非皆有其成立的理由，亦有被駁斥的不足。佛家般若空宗講「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跟向秀「不壞是非而說泯去是非」，思維上是十分相似的。魏晉玄學率先契接佛家的般若空宗，是有理論上的原因。
「性足為大」，指安於自己的性分，不去逾越，不作非分之想。向秀說：「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由於主張「性足為大」，槍榆枋而止的蜩與學鳩亦不能說不逍遙，向秀因此說：「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最後，好生惡死純屬認知上的偏見，只要明白「物化」(事物隨時日推移而變化) ，便可看破生死。
《莊子》〈齊物論〉中確有「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教人不要執著自己主觀的是非標準。〈大宗師〉亦有「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與向秀「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相契接。
不過，〈逍遙遊〉中，莊子清楚是不屑蜩與學鳩，而發「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之嘆，他怎會認為蜩與學鳩都能夠像大鵬般逍遙？又蜩與學鳩都可逍遙，積厚工夫從何說起？「性足為大」、「適性逍遙」未必是莊子想法。
至於無頭的宇宙論，〈大宗師〉有「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道既然先天地有，生天生地，向秀的說法似乎不合莊子本意。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