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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漢一代，甚少發生內亂，唯一一次，乃「吳楚七國之亂」。
「吳楚七國之亂」發生於西漢景帝三年 （公元前 154 年）。以吳王劉濞為首的七個劉姓宗室諸侯 （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膠西王劉卬、膠東王劉雄渠、淄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趙王劉遂），因不滿朝廷「削藩」，起兵反抗，終為竇嬰、周亞夫鎮壓。
關於是次亂事的細節，見於司馬遷《史記》及班固《漢書》中。今嘗試重新審視西漢初年這件大事。
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兄長劉喜 （字仲） 之長子。他的發跡，始於英布 （項羽舊部下，後叛楚歸漢，封淮南王。朝廷接連消滅異姓王，英布不安，遂反） 起兵作反，高祖親自率兵征討，其以二十歲之資，騎兵將領的身分，隨高祖破英布有功，自此一鳴驚人，為高祖所賞識。是時，荊王劉賈被英布殺害，沒有後人。高祖憂慮吳地、會稽輕悍，於是立濞為吳王，管理三郡五十三城。
不過，跟劉賈不一樣，劉濞並未與高祖一同打江山。尤有進者，高祖隱約覺得劉濞有不妥，有「進取」（即謀反） 之心，礙於天性仁厚，不願馬上改易，希望給予劉濞機會，遂告誡他：「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
劉賈在楚漢相爭期間，與彭越合作，燒毀楚軍的糧草儲備，大大打擊項羽。高祖得天下後，劉賈負責監視江東地區 （舊日項羽根據地） 的動靜。劉濞接替劉賈而先為高祖所疑，這對劉濞已然不利。更不幸的是，劉濞利用吳地能鑄錢煮鹽的優勢，大大增強封國的經濟實力，《史記》、《漢書》皆提及劉濞「富埒天子」（財富與天子相等），足見他在經濟上儼然與中央抗衡。
文帝時，劉濞之子劉賢入宮，侍奉皇太子劉啟 （即後來的漢景帝）。史載「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劉濞或被懷疑與楚人殘餘勢力合流。劉啟殺劉賢，文帝事後竟將劉賢的屍體送回吳國埋葬，此舉等於不把吳王劉濞當成自己人，而視之為楚人的同黨。劉濞因此怨恨說：「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這其實是批評文帝暗中把吳國劃了出去，疑心他圖謀不軌。「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劉濞和中央關係緊張，可見一斑。
慶幸文帝為人寬厚，而且有管治智慧，有一次，吳王使者提及，吳王稱病，不過是害怕皇帝殺他，出於無奈。文帝會意，馬上赦免吳國使者，讓他們回去，並賜吳王憑几與手杖，表示體諒他年老，可以不入京朝見。文帝退後一步，釋出善意，矛盾才得以緩和。
觀乎「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劉濞未必有謀反的決心。他唯一的錯是管治得封國太好，無需老百姓繳交賦稅、每年定期慰問有才能的人及給平民賞賜、對其他郡國法吏要追捕的逃犯予以收容……奈何仁政、德治慢慢令地方蓋過中央，至景帝即位，景帝本身有欠寬仁，加上用為人嚴峻剛直、以法家之說為學的潁川人晁錯為智囊，「削藩」終於出台，劉濞亦不得不反。
「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書數十上，孝文不聽」，可見文帝對晁錯「削藩」建議不以為然。他更傾向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推恩令的理論根據，規定諸侯王把封地分成幾個部份傳給各個兒子，形成直屬於漢廷的更小的王國與侯國，達到分化、削弱諸侯王國勢力的效果）。可惜景帝繼承不到父親的思路，對偏執於「削藩」的晁錯完全信任，劉濞卒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由起兵。
究竟劉濞有沒有足夠實力謀反？且看晁錯的政敵袁盎的一番話：「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
「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扼要言之，就是劉濞只有經濟實力，卻無軍事實力。既無軍事實力，如何作反？
袁盎學宗儒、道，有別於晁錯一面倒採法家。他又曾在吳國當過國相，熟知吳國虛實，其所言當甚可信，也較客觀。
再看劉濞
（1） 非單獨起兵，而是先聯膠西王劉卬，再聯楚、趙、膠東、菑川、濟南諸國；
（2）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
（3） 要求閩越、東越發兵相助，趙王暗中要求匈奴出兵；
若軍力充足，何需與其他諸侯王結盟？何需全國總動員？何需勾結外國勢力？一旦失敗，隨時身死國滅，正好反映劉濞實力有限，並無必勝把握。
景帝聽從晁錯「削藩」，外戚竇嬰曾堅決反對，連晁錯父親都深感憂慮。至亂事起，景帝派周亞夫 （周勃的兒子）、欒布、竇嬰等率兵平亂。袁盎主張殺晁錯以息吳王之怒，但此更似公報私仇 （晁錯多次陷害袁盎），於景帝眼中，殺晁錯則為一權宜之計。反事既成，不能回頭，劉濞言「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這是騎虎難下，不得不如此。
劉濞終於戰敗，究其原因，在其始終未有攻佔位於滎陽的敖倉，加上閩越不肯採取行動，東越受漢朝重金收買，倒戈相向，周亞夫又作壁上觀，讓叛軍與梁國在睢陽交鋒，消耗其兵力，再暗地裡出「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劉濞軍力大減，復添以糧食不繼，自然非敗不可。
值得留意是景帝的反應。
吳王兵敗，景帝制詔將軍：「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這完全是晁錯的觀點：「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鄧公為晁錯抱不平「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景帝竟同意其說法，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晁錯雖死，景帝卻從未放棄其偏見，強硬作風依舊，晁錯之死都算冤枉！
總括而言，「吳楚七國之亂」雖然是一場亂事，但更多是中央一再強硬，迫得地方走投無路，不得不反。今天重新審視事件，中央與地方，邊緣與核心，兩者的關係是否可以有更多諒解，少些猜疑？值得我們思考。
「吳楚七國之亂」後，中央皇權大為加強。漢武帝即位，主父偃提出「推恩令」。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構想終於得到落實。
[主要參考資料]
1. 司馬遷，《史記．吳王濞列傳》
2. 司馬遷，《史記．荊燕世家》
3. 司馬遷，《史記．晁錯傳》
4. 司馬遷，《史記．袁盎傳》
5. 班固，《漢書．荊燕吳傳》
6. 班固，《漢書．晁錯傳》
7. 班固，《漢書．袁盎傳》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