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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認為，漢武帝的鹽鐵專賣近似「國家社會主義」（見《國史新論》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乃第三條路，其不講個人競爭，也反對由無產階級集體領導，而是以仁義指導人群集體，通於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國史新論》）。孫中山民生主義要旨為「思患預防」、「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民生主義第二講》）。
無獨有偶，呂思勉也認為，漢武帝的鹽鐵專賣有節制資本的用心 （《中國通史》）。
可是，黃仁宇、張蔭麟卻指出，鹽鐵專賣純粹為籌集軍費，以便應付戰事 （見《中國大歷史》及《中國史綱》）。
兩派見解，孰是孰非，我們還需回到史籍裏求解答。
《鹽鐵論》是公元前81年鹽鐵會議的全紀錄，賢良文學被召至宮中，與桑弘羊討論各項財政政策應否廢止，桓寬在會後將眾人發言編纂成書。
《鹽鐵論》裏有以下兩條：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本議＞）
大夫曰：「……又欲罷鹽、鐵、均輸，擾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本議＞）
「大夫」即御史大夫，代表桑弘羊一派。據「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以佐助邊費」、「欲罷鹽、鐵」即「擾邊用，損武略」，桑弘羊明顯是以籌集軍費為施行鹽鐵專賣的首要考慮。
文學曰：「……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本議＞）
不只「大夫」，賢良文學亦認鹽鐵專賣旨在斂財以興兵，我們可以說，黃仁宇、張蔭麟的判斷，是當時人對鹽鐵專賣的共同認知。
儘管書內有下列兩條：
大夫曰：「……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本議＞）
大夫曰：「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本議＞）
鹽鐵專賣不排除有防止商人囤積居奇的用意（故呂思勉的說法並不算錯）。
但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征榷考二》記鹽鐵專賣的初衷：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
徐復觀據此指出，「所以鹽鐵專賣……只是始於東郭咸陽、孔僅，以適應戰時財政上的要求」（＜鹽鐵論中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收《兩漢思想史卷三》）
另外，《史記．平準書》：
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
兩條皆指鹽鐵專賣的設立，跟武帝連番用兵有關。一心一意節制資本，消弭貧富不均，愛護老百姓，實現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只怕不是事實。
補充一點，《劍橋中國秦漢史》有這麼一段：
因為武帝的政治家們的擴張主義政策和征戰造成了巨大的開銷和前幾十年積累的物資的消耗。為了支付這些擴張主義的費用，武帝的大臣實行了一系列又以時新派思想為基礎的積極的措施，這些措施旨在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
時新派 （modernist） 和改造派 （reformist） 是魯惟一 （Michael Loewe） 使用的區分。前者致力於現世問題，其傳統來源於秦，制定了帝國政策，努力控制和利用人力、物力令國家富強，強調君權的至高無上和官員的守職行令。後者則追溯至周代道德傳統，崇拜天並相信災異，反對過度控制民眾，代之以皇帝的道德表率，以君主為利民之工具。按照魯惟一這個區分，桑弘羊屬於時新派。
要之，《劍橋中國秦漢史》亦同意鹽鐵專賣純粹為應付軍事開銷。錢穆的觀點未免有過分美化、理想化漢武帝鹽鐵專賣的嫌疑。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