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對宋朝眾說紛紜，皆因北宋後期的積貧積弱促使熙寧變法出現，令朝廷局面隨之分為新舊兩派。新黨王安石普遍被評價為改革先鋒，一洗宋朝殘破局面；舊黨司馬光則被視為誤國之臣，盲崇祖宗之法。從他反對熙寧變法的強硬態度，並在王安石倒台後大肆排斥新黨，確有頑固舊黨之風。 但自小便破缸救人、思維靈活的司馬光，真如歷代所言為舊黨的領袖？本文將探討司馬光、王安石的治國思想，由簇新角度重新剖析司馬光反對變法的原因，發掘其骨子裏的「改革思想」。
在探討兩者的治國思想前，先要釐清司馬光所堅守的政治原則「祖宗之法不可變也」（註1）的背後深義，並非認知中的一成不變， 而是具針對性的「不可變」，即宋初君主勸課農桑，體恤民疾，注重生產的傳統不可變、宋太祖崇尚節儉之風不可變，但不合時宜的體制他亦主張要變 。仁宗時司馬光深知國家面對內憂外患的困境，嘉祐七年，他上奏章《論才利疏》，提出自己以民為本的經濟改革思想。這樣具針對性的主張使他曾支持熙寧變法，如司馬光曾親自訂宜方田均稅法，提出獎勵均稅官員，而後期受爭議的青苗法，他最初也是支持的。顯然司馬光非政治或思想上的頑固派。但令司馬光變法後期倒戈相向，神宗死後大肆打壓新黨的原因，則歸於他和王安石矛盾的治國思想。
司馬光作為傳統儒家學者，深受「君舟民水」所熏陶，所以主張「農工商、財之所自來也」（註2），認為民富是國富的基礎，人民富足，國家稅收才有保障。而農工商賈則為民富的生產部門，農最苦亦佔數最廣，所以司馬光亦主張重農，惟有「農盡力」，才可「養其本原」即培養稅源充盈國庫，反對通過壓榨百姓充溢國庫。而王安石則主張「富其家者資之國，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註3），即富國是富民的基礎，國富後才能福澤百姓，不惜為國庫充盈而犧牲百姓利益。可見兩者觀念是對立的。因此其改革方向亦各異，司馬光「重本」，鼓勵農工商生產，以增加社會財富；王安石則著眼於「抑末」，加強中央對生產、賦稅的控制，打擊商賈兼併，財富收歸中央，充盈國庫。
兩者的治國分歧迫使司馬光在宋神宗推行變法後期，三次上書要求廢除青苗法。第三次更直指「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儼然已把青苗法看成害民之法，並主張復行舊制常平法。當時普遍把司馬光復行舊制歸咎於他崇尚祖宗之法，不願革新。但事實上是司馬光認為青苗法非「養其本」，令「農盡力」的好方法。理想中青苗法由官府發放貸款，補貼農耕，只收微息，令農民更願務農，從而培養稅源達至增國庫。但現況卻大相逕庭，因青苗錢只收微息，造成「小民無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錢，賤賣米粟。侵及田宅，以至破家。」（註4）青苗錢未能善用，未使「農盡力」。反觀舊制常平法，主要弊端為官員舞弊外，卻可避免青苗法人民隨意揮霍，朝廷救濟後徒勞無功之象，因此司馬光司評論常平法之弊是「非法之失也」，主張改革常平法，只整頓官員即可重行。可見司馬光抵制青苗法是因推行中一連串弊端所致，令他意識青苗法未及常平法完善，並非為了奉行祖宗之法。
另一惹人垢病之處，是神宗死後高太后掌權，使舊黨再度得勢且打壓新黨，當時普偏認為是舊黨意氣所為。但上述可見「舊黨」司馬光並非公私不分，打壓全因王安石得勢之時，新黨便以改革為名鉗制民意，打壓異見之聲。如高太后掌權時，朝廷發布了廣開言路的詔書，被新黨強加六條禁言條文，使朝中無人敢言，士風萎靡不振。相反司馬光則認為朝廷聲音能百花齊放，官員敢於納諫為利。而哲宗時任宰相的他，亦曾撰寫公開榜文，明示官員若「睹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可見其別於新黨的公正行事之風。所以司馬光得勢後廢拙新黨，亦是為糾正政風，廣開言路而已。同時司馬光對新法的主導者 王安石卻沒有加以迫害，使他安享晚年。所以若將司馬光打壓新黨歸於舊黨意氣用事，王安石絕不可置身事外，由此可見司馬光廢新黨亦是理性之為。
概括而言，司馬光這一系列被視為「舊黨」的舉動，並非拘泥於舊黨的祖宗之法或意氣之爭，而是理性分析變法的利弊和旨在清除朝中唯諾之象，才造成反新法反新黨的保舊形象。而在兩人的治國思想分歧上，更多是看到兩種不同的治國模式，沒有絕對的對錯、新舊之分。只因當時宋神宗採納王安石的主張，才令反對變法的司馬光被冠上守舊之名。藉此放眼中國歷代改革，如戰國商鞅變法、明代萬曆新政、以致清代洋務運動，或許歷史早已為這些前人冠上舊黨、新黨之名，片言隻字便定義其在改革路上的取向，但後世不妨由另一面重新看待歷史，或可發掘被遺忘史事，給予前人更客觀、公平的評價，釐清偏見。
註1：司馬光 《資治通鑑》
註2：司馬光 《論財利疏》
註3：王安石 《與馬運判書》
註4：蘇澈《欒城集卷四十·右司諫論時事十七首》
參考書藉：
傳統經濟觀大論爭—司馬光與王安石之比較 葉坦
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朝 小島毅
司馬光與《資治通鑑》 王德保
2020年青年史學家 第十一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 高級組一等獎作品
梁式芝書院
李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