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議局與清末革命關係之初探

諮議局與清末革命關係之初探

提及辛亥革命的成功,不少人都歸功於以孫中山(1866-1925)為首的革命黨人。誠然,革命黨人對革命貢獻頗多,但不可否認的是,除革命黨之外,辛亥革命的成功還靠不少地方上的諮議局議員的推波助瀾。他們在四川保路風潮的領導及武昌起義後推動各省獨立上功不可沒,但卻鮮為人知,實在可惜。下文將析論諮議局議員們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

1905年,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其後頒佈多項新政,其中之一便是1909年在各省成立諮議局,以此為省議會的雛形。諮議局議員由各省選舉組成,由於參選條件有所限制,獲選議員多為有傳統功名的士紳或是有資產底蘊的富商大賈,其中更有不少人接受過新式教育。由於他們多為舊制科舉下的貢生秀才,不少人曾身負官職,他們作為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個人利益與政權息息相關,例如:浙江諮議局局長早期便曾憑藉其鄉紳的地位,以官府代理人的身份從事其企業活動。為保證自身的資產和功名權勢不消失,這就決定了他們支持政府立憲的立場。

諮議局議員本處於革命黨的對立面,他們是怎麼一步步對清廷失望轉為支持革命呢?這與1909年後立憲派發起的三次國會請願息息相關。立憲派組織的第一次請願的失敗後,他們歸咎於「政府以為恐非國民之公意也」,遂在第二次請願時擴大群眾規模,仍不疾而終。然立憲派仍不氣餒,組織了更為聲勢浩大的第三次請願。為使請願成功,他們不但擴大請願群眾基礎,還在請願前召開籌備大會,會後更電告各省「抵死請願,無論如何危險,皆所不計」可見其決心與期望之大。

第三次請願終於使清廷妥協,下旨縮短國會年限至三年。清廷雖有所退步,但大多立憲派卻不甚滿意。再加上其後清廷迫令他們解散請願組織,更令他們憤慨至極,大失所望,更生不再效忠清廷之心,並對革命派流露出同情。

令立憲派徹底決心支持革命的契機,在於保路風潮的發生。1911年5月,清廷頒佈「鐵路幹線國有」,將民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引起了兩湖、廣東、四川等地人民群眾及當地士紳的強烈不滿。由於政府均有償還它省的本金或利息,唯四川本利不還,因此四川人民的反應尤為激烈。身為川路公司的董事及當地諮議局議員,蒲殿俊及羅綸等人領導成立了保路同志會,發起保路運動。他們利用報刊、宣傳小冊及街頭勸告等進行宣傳,發動罷工罷市,引起很大反響,參加者多至數十萬人。  七月,成都發現「川人自保商榷書」,總督趙爾豐(1845-1911)先後逮捕了蒲殿俊、羅綸等12人。得知此消息後,成都人民聚眾請願,要求放人,卻引發流血事件,釀成「成都慘案」,更引致同志軍組織武裝起義。同志軍更利用「水電報」呼籲各地人們發起反抗,成功召集眾多響應者,更觸發了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後,革命黨邀請諮議局人士商議大局,會上湯化龍便表示:「革命事業,鄙人素表贊成。」湯化龍雖為進士出身,但也曾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因此他革命的接受度較高。而在多次國會請願不果後,立憲派內部分化為激進和溫和兩派,湯化龍為首的湖北諮議局便屬於對清廷大失所望的激進派。此外,他與同是激進派的蒲殿俊等人志同道合,當他看到好友因發動和平的保路運動被鋪後,內心的憤慨可想而知。由此看來,他在武昌起義後對革命的支持便不難理解了。武昌起義後,湯化龍被推選為總參議和民政總長,他為軍政府草擬組織規程,幫助武昌軍政府或者列強的承認還通電各省響應獨立,此為他為革命做出的大三貢獻。

除了湖北諮議局局長湯化龍外,湖南諮議局局長譚延闓也是積極推動革命的一員。湖南獨立後,譚延闓被推選為都督,上任後,他在省內進行安定及維護秩序的工作,使湖南省秩序得以恢復。此外他也積極響應湯化龍的號召在省外推動它省獨立。他不僅致電各省遊說其獨立,更在軍事上援助湖北新軍,資助其五十萬及大量米、油、麵粉等物資。在武昌起義後推動革命的支持者中,譚延闓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在歷史的長河中,諮議局的地位尤為特殊,這個機構的成立,開創了君主專制下一次民主的選舉。若沒有諮議局這個合法機構作庇護,儘管立憲派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表,也未必能有獨立各省的政治力量。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請願後,立憲派名義上召開的第二屆直省諮議局聯合會,實際上是商討組織政黨憲友會。憲友會的主席正是上文提到的湖北諮議局局長湯化龍。正是憲友會團結了各省諮議局,使各省之間互通有無,也為日後全國十四個省份能在僅一個半月內接連宣告獨立的行動打下基礎。

可以說,如果少了諮議局的存在及立憲派的支持,武昌起義乃至辛亥革命想要成功必會艱難很多。雖說革命在當時以是大勢所趨,但革命黨的軍事力量一直以來都難以威脅清廷,這從革命黨人策劃過的廣州起義和黃花崗起義的慘敗便得以看出。若沒有諮議局眾人的助力,以革命黨的能力,想要短時間內拿下過半省份可以說是難如上青天。諮議局眾人發動保路風潮,作為武昌起義的先驅,更在武昌起義後推動各省獨立,他們助革命黨以最小的軍事代價完成革命,在辛亥革命的功勞簿上理應留下重要的一筆。

一. 參考書目

  1. 章開沅:《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2.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團,2007年)。
  3.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辛亥革命回憶錄2》(中國文史出版,1962年)。
  4.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辛亥革命回憶錄3》(中國文史出版,2012年)。
  5. 曹亞博:《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中華書局,1982年)。
  6.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九輯》0086(文海出版社,1966年)。

二. 參考論文

  1. 傅懷鋒:〈清末江浙諮議局議員選舉的個案研究〉,《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第八十一期,(2004年2月號),頁28-38。
  2. 林增平:評辛亥革命時期的立憲派,《人民日報》(198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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