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史家常以漢唐並稱為中國之盛世,而宋朝行強榦弱枝及重文輕武政策,造成宋朝之積弱,而有宋一代始終與外患相始終。故有謂宋朝不能強盛,實因宋朝立國政策。然而,宋不能盡復盛唐版圖,並不能單以北宋內部政策來看,還有當時的國際環境影響所致。
宋朝須與多國角力
宋朝建立後,不再是獨一無二的天朝上國。如學者崔瑞德所言,「在隋朝時,中國只有高句麗可以馬馬虎虎稱為國,主要在於它擁有穩定的政制,而其他邊疆民族均只是部落民;到晚唐中國已被一些穩定的國家包圍」,當時包括南詔、吐蕃、回紇等等。在此後的歷史發展,周邊地區的政治體系朝着漢式政府的面貌過渡;到了五代末期,上述地區已建立了一些從部落聯盟轉化成漢式官僚體制的國家,例如北方契丹、朝鮮的王氏高麗、原南詔地區的段氏大理國,這三國比宋朝還要早出現於東亞舞台。宋朝立國後,南方的大越及後來的西夏,亦受中國文化影響得以立國。
當周邊國家成功地轉化政體,便能產生足夠的力量與中原政權抗衡。不過,這些國家內部仍保留其本族特色,沒有因漢式官僚體制帶來的穩定而全面漢化。如契丹耶律阿保機一方面致力任用漢人如韓延徽,改革契丹體制;另一方面也注意保持本族文化。阿保機雖通漢語,卻不以之與本國人交談;又阿保機以韓知古改制,以漢制維持了國家穩定,又保留了遊牧民族的騎兵戰鬥力。
宋朝軟硬兼施禦邊
在此形勢下,宋室不能以「天朝」態度去處理外族關係,故轉而透過訂立平等的盟約承認其政權。
學者陶晉生指出:「當理想的世界秩序不能實現的時候,中國與各外族之間不得不勉強發展各種形式的實際關係,平等的外交關係也就是這種無可奈何的實際關係的一種。」當然,這種態度亦是建基於對鄰國的重新認識,如韓琦指出契丹「盡習漢風,不可等同匈奴、突厥」。加上宋朝經略失敗引致國力比不上漢唐,與鄰國唯有發展出一種多元關係。例如,宋人一方面極力維持和約,但同時亦有人提出不能讓苟安之心態蔓延。如富弼評價澶淵之盟「未為失策」,但之後他又批評有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
務實外交氛圍,並不代表宋人處於退讓。宋人一方面維持與鄰國的和平關係,另一面亦會採取以夷制夷之策。宋人以歲幣買和平,同時聯契丹制西夏,結果不單成功以夷制夷,還能以夷攻夷,這正是宋人以現實主義,以和平之法禦邊。
宋朝外交演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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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皓賢
(本文曾於2022年5月19日在《星島日報》「悅讀語文」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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