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變法關係〉

〈民族主義與變法關係〉

眾所周知,中國歷朝歷代推行了大量的變法。不論是哪個朝代,面對時代的洪流,每一個朝代的制度、文化、習俗,都總是處於變法和改革之中。因此,變法改革一直是歷史的主角,影響較大的改革也有十多次,但最後都難逃失敗的結果,即使個別成功的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商鞅變法雖然成功,但他也自食車裂之果。戊戌變法百日之後,便是血雨腥風的大清洗,乃至後來的辛亥革命,也難逃犧牲慘重的結局。變法所指的流血犧牲的慘痛的代價,無疑是難以接受,但他們卻前赴後繼為變法獻出自己的心力,甚至生命。這又是什麼驅使他們去做?

先看戊戌變法,士人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上京會考,有感國家之恥,故發動公車上書力求變法,後獲光緒賞識,雖獲官位六品無實權,但康有為仍然行變法,例如舉辦京師大學堂丶設鐵路礦務總局丶改用西洋軍事訓練,但其中裁減冗員丶廢八股文等措施卻導致和守舊派形成矛盾,再加上康有為要求速變、全變,令對立情況更為惡化。假使他們循蹈遞進,又未曽不能逐漸改變,更甚者徦使他們尸位素餐,或許仍可相安無事,再到後來計劃刺殺慈禧等必死之事,又為何去做?是為利益逐?又何必不惜命,誠如譚嗣同願意留下受死,難道僅為一個戊戍六君子之名?

再看辛亥革命,孫中山建立興中會,以及聯合其他組成同盟會,建立三民主義,更立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言。為此,他們長年收到清廷的追捕,被捉到者更會送到菜市囗被斬,而他們所流的血卻做成血饅頭,為民革命流下的血卻遭民眾當成治病良藥,又是如此諷刺。再到後來一次又一次的起義,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為革命犧牲,又是為了甚麼?

誠然,他們不為名,不為利,卻是為了民族,更是國家,為了喚醒國家人民。為此,他們變法力求作出改變,正如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所寫『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疾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為了達到國富民強,為了未來,他們用自己的鮮血為我們書寫未來,而這,不為個人,卻為民族,更為國家,便是民族主義,也正是推動他們繼續前進的動力。

或許對於他們而言,民族主義更是一種傳承,並從來未曾消失。從古,在國家層面,中華民族一致對外,即使有內戰,仍會拋棄仇怨一致聯手抗胡,這是為民族;在個人層面,中國知識分子都是抱着『治國平天下』或『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們都忠君忠國,如南宋丞相文天祥,即使蒙古皇帝忽必烈重金誘惑,但他仍不為所動,反寫下正氣歌,其忠心愛國仍可透之看出。故民族主義並非一朝一夕之事,乃是一代又一代先賢傳承至今,驅使着前人行為國為民之為。

雖然我們不及前人如此,但正如梁啟超和子女信中所提及『我常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我們應盡自己所能,並想要思報社會之恩,把民族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林樞桓 香港鄧鏡波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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