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歷朝歷代推行了大量的變法。不論是哪個朝代，面對時代的洪流，每一個朝代的制度、文化、習俗，都總是處於變法和改革之中。因此，變法改革一直是歷史的主角，影響較大的改革也有十多次，但最後都難逃失敗的結果，即使個別成功的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商鞅變法雖然成功，但他也自食車裂之果。戊戌變法百日之後，便是血雨腥風的大清洗，乃至後來的辛亥革命，也難逃犧牲慘重的結局。變法所指的流血犧牲的慘痛的代價，無疑是難以接受，但他們卻前赴後繼為變法獻出自己的心力，甚至生命。這又是什麼驅使他們去做？
先看戊戌變法，士人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上京會考，有感國家之恥，故發動公車上書力求變法，後獲光緒賞識，雖獲官位六品無實權，但康有為仍然行變法，例如舉辦京師大學堂丶設鐵路礦務總局丶改用西洋軍事訓練，但其中裁減冗員丶廢八股文等措施卻導致和守舊派形成矛盾，再加上康有為要求速變、全變，令對立情況更為惡化。假使他們循蹈遞進，又未曽不能逐漸改變，更甚者徦使他們尸位素餐，或許仍可相安無事，再到後來計劃刺殺慈禧等必死之事，又為何去做？是為利益逐？又何必不惜命，誠如譚嗣同願意留下受死，難道僅為一個戊戍六君子之名？
再看辛亥革命，孫中山建立興中會，以及聯合其他組成同盟會，建立三民主義，更立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言。為此，他們長年收到清廷的追捕，被捉到者更會送到菜市囗被斬，而他們所流的血卻做成血饅頭，為民革命流下的血卻遭民眾當成治病良藥，又是如此諷刺。再到後來一次又一次的起義，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為革命犧牲，又是為了甚麼？
誠然，他們不為名，不為利，卻是為了民族，更是國家，為了喚醒國家人民。為此，他們變法力求作出改變，正如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所寫『少年強則國強，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疾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為了達到國富民強，為了未來，他們用自己的鮮血為我們書寫未來，而這，不為個人，卻為民族，更為國家，便是民族主義，也正是推動他們繼續前進的動力。
或許對於他們而言，民族主義更是一種傳承，並從來未曾消失。從古，在國家層面，中華民族一致對外，即使有內戰，仍會拋棄仇怨一致聯手抗胡，這是為民族；在個人層面，中國知識分子都是抱着『治國平天下』或『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們都忠君忠國，如南宋丞相文天祥，即使蒙古皇帝忽必烈重金誘惑，但他仍不為所動，反寫下正氣歌，其忠心愛國仍可透之看出。故民族主義並非一朝一夕之事，乃是一代又一代先賢傳承至今，驅使着前人行為國為民之為。
雖然我們不及前人如此，但正如梁啟超和子女信中所提及『我常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我們應盡自己所能，並想要思報社會之恩，把民族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林樞桓 香港鄧鏡波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