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1年，鴉片戰爭後，香港就從中國手上割讓出來。成為英國在中國，甚至遠東地區經濟上以及軍事上的橋頭堡。作為當時的日不落帝國，英國人在知識上以及思想上都給予當時身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了解到思想上的改革遠比硬件上的改革更為重要。為不少當時的知識分子帶來思想上的衝擊，更為戍戊維新，以至後來的革命奠下一個重要的基礎。
有異於廣州十三行，香港作為自由港，外國人可以無需像在廣州一樣，接受清廷的防夷規條限制。因此英國人攻佔香港，某程度上是有利於國人接受西方知識。十九世紀中葉，香港出現了一位思想前衛的知識分子—王韜，直接為國人對陌生的西方世界的社會甚至體制作出了解。王韜生於江蘇，曾到歐洲多地遊歷，是較早一批認識西方社會的中國人，他亦曾在牛津大學作出演講。及後到港創立循環日報，並擔任主筆達十年之久。宣揚中國必需變法自強，並興辦實業。王韜推崇英國的君主立憲制，以至提倡學習西法，不能「襲其皮毛」。在中國史上首人提出變法之說，循環日報發行後流行於神州土地 ，當中的內容影響著一代士子。包括着康有為等知識分子，為他們植下變法的種子，再加上本港集中了不少的基督教團體，不少的中國兒童接受西方教育以及西方宗教，令他們缺少了傳統中國守舊的觀念。如此平凡之事，在當時可謂鮮為人有，其中最有名的當然是伍廷芳。伍廷芳曾在港就讀聖保羅書院，接受西方思想的薰陶。及後到英國繼續攻讀法律，成為第一位在英國殖民地擔任律師的中國人。憑著在法律上的認識，更受當時清廷大臣李鴻章張羅，為中國的外交作出了不少的周旋，以及在中國創出了不少法律上的變革，例如推動廢除凌遲。令中國人對法律的認識不再限於「皇帝如綸」的思想，令他們了解到法律以及命令之間是有區別的。此外孫中山先生亦在港接受教育，並在此了解到西方世界的美好。他曾就讀中央書院以及香港西醫書院，並在香港接受洗禮。他亦曾說過他的革命思想是來自香港，可見香港利用其歷史以及政治地位培養了不少對中國變法作出重大努力的人才。
但是正正香港在中國歷史中的不平凡，才會有不少歷史名人在港留下足跡。戍戊維新失敗後，康有為正正受英國人保護後，才來到香港暫避。而且在留美幼童中有一個不太起眼的人，卻在香港成為一代政商界的領袖，就是周壽臣。周壽臣留美後一直在清廷平步青雲，但在滿清覆亡後，卻離開北洋政府辭官返港。但因為他的人脈網絡，他在港期間先後成為潔淨局以及定例局議員，甚至成為首位華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可謂當時在港的華人領袖之一。正正他在外的經歷以及在清廷工作的經歷，才可以獲得一個與當時中國人不同的世界觀。有機會改善香港殖民地政府對華人文化以及中文的蔑視。
經過這段旅程，我了解到不只在戍戊維新，甚至在中國近百年的改革之旅中，香港對於中國擁有一個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記得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位於東交民巷的奧匈使館舊址，原來一間毫不起眼的建築就是當時中英談判的所在地，很難想像一間舊建築，竟蘊藏着決定香港命運的談判。總括而言，中國與香港都是同根生。遠至洋務運動，維新中，香港人都會不遺餘力支持中國改革，甚至省港大罷工時，香港工人甚至因為支持罷工而被英國政府鎮壓。近至改革開放，不少港商亦響應國家的支持北上設廠。可見中國現代與香港有着唇齒相依的關係。
蔡至賢 英皇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