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京津之遊聚焦於晚清的改革，改革固然是推動晚清現代化的一種手段，但並不是唯一。另一種手段革命亦獲得很多國民支持。不論改革還是革命，其實都是回應西方帝國主義挑戰的手段。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便面對著內在和列強的威脅，處於一個風雨飄搖的處境。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們都希望問洋圖強，進行一些變革。這些變革既可指改革也能是革命。那究竟是改革還是革命更有效促進晚清現代化呢？要了解那種手段更有效，就必先探討何謂改革和革命。一般而言，革命是由下而上的，而改革是由上而下的。改革是對現有政體的修補；革命則是顛覆已有政體的重建，將一切推倒重來，建立新的制度和體系。
至此，改革和革命的定義已大致上清楚明白，接下來我們必須衡量改革和革命對國家的影響。改革其實是一個對於國家而言最穩定的變革途徑，它能確保現有政體不會有巨大變動，又能借助現有政體的權威和力量由上而下推行變革改變社會、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發展，就像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一場得到中央力量支持的改革，洋務運動得到中央的資金和權威上的支持，在全國各地成功建立了新式的實業和鐵路。但改革有一大局限，那便是要平衡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故改革必須小心翼翼、循序漸進避免觸及不同階層的既得利益，而這正是改革最大的難處。改革即變革，所以必定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很難有階層能獨善其身，所以必定會引起反對，就如維新運動重視政治改革，裁冗員、廢八股文等等，直接影響到朝中官員及當時士人的利益，自然不受廣泛支持。加上，正如我上文所提及改革者必須得到中央的支持或在中央有一定的地位，否則改革者難以立足和令各派的官員順服，舉例而言，維新變法，以光緒為權力中心，但光緒受制於慈禧，並無實權；康有為等人官小權輕，且康有為本人官不過六品，故新黨勢力薄弱，未能有力推行變法。
另一方面，革命實屬無可奈何之舉，我們甚至能說革命往往是改革不成功的結果。在好處方面，革命能顛覆已有的利益集團，設計一套相對更適合的政體，除掉改革無能的執政者，另組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可是，革命存在著極大的不穩定性，革命將伴隨著大量社會財富灰飛煙滅，更有可能引起來內亂或外國勢力的干預。在辛亥革命後，新組的政府仍然處於起步階段，羽翼未豐，必須依賴一些大軍閥如:袁世凱的支持。新政府的根基未穩，無法駕馭全國。袁世凱死後，全中國更陷入軍閥混戰，虛耗了多年寶貴的光陰，戰火的硝煙充斥著中國，現代化的工作寸步難行。故此，任何背景下改革都是優於革命的。革命將伴隨毀滅性的副作用，是社會矛盾和改革失敗累積的最終爆發。而改革是當前統治者調和社會矛盾的較佳做法。革命只應該在無法進行改革的情況下被視作最後手段。
然而，對於晚清的狀況，革命卻是最有效促進現代化的方法。晚清時既得利益盤根錯節，改革無疑是棘手無比，就連晚清在滅亡前的新政也缺乏誠意，立憲需要九年，成立的內閣有五個是滿洲的貴族，大權仍然重重地握在滿州人手裏，而派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指出推行新政的目的在於維繫清室統治，達到萬世一系之效果。足見，清室的改革只為保大清而不是救中國，使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步履闌珊，進度異常緩慢。對於晚清，也許改革是唯一和最有效的方法令到中國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迅跑。
選擇了革命並不代表以後不需要改革。在辛亥革命過後，國民黨在1927推行了十年的改革，史稱南京十年。這段時間裏國民政府優化了教育、引進德式訓練和創辦了空軍，推行了新生活渾動以推廣精神層面上的價值。更重要的是這場改革確立了現代化的步伐，將其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確保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有條不紊地前進著。在歷史上，改革和革命似乎是兩個互相交替的手段。人生如是，當我們遇上挑戰時便會嘗試改變一些態度和價值，當這些改變依然不足夠應付挑戰時，我們便會將一些舊有的價值和態度完全摒棄，並接納一些新的價值觀以面對困難。
張家源 寶安高會王少清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