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津行之廣東人與變革》

《北京•天津行之廣東人與變革》

自鴉片戰爭後,清廷的腐敗無能逐漸披露,不同的改革與革命運動也隨之出現,如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而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這些改革運動的領導者都是廣東人,這令我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何廣東人是改革運動的先行者?

梁啟超曾言:「廣東言西學最早,其民習於西人游,故不惡之,亦不畏之,故中國各部之中,其具國民之性質,有獨立不羈氣象者,惟廣東人爲最。」廣東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樞紐,是近代中國最受西方影響的地區,因此廣東人較容易接觸改革思想。而廣東商人與洋人接觸最早和最多,乾隆年間只允許洋商在廣州一口通商,惟有廣東與西方的交流從未間斷,因此廣東的經濟發展特別發達,當時的買辦亦多由廣東人擔任,出現了鄭觀應、唐廷樞、徐潤等著名的商家,他們是洋務運動重要的推動者,而鄭觀應更是最早維新思想的提倡者。另外,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也是廣東人,他也因西方思想影響而起義,雖然太平天國最後被平定,卻令有識之士覺醒,不再固步自封,嘗試改革,也影響了孫中山日後的革命思想。

梁啟超也曾言:「廣東旅居外國者最多,皆習見他邦國勢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見絀,義憤自生。」除了接受西方思想的傳入,廣東人亦是最先和最多出外學習和見識西方軍事、政治、文化。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的學生­—容閎,便是來自廣東,他在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有重要的貢獻。由於在外見識西方的強大,因此他回國後積極投身改革運動,希望使「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他在洋務運動中組織第一批學童留美,當中亦多為廣東人,這批學童雖被中途召回,但都學有所成,回國後有不少的貢獻,就如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著名外交家唐紹儀、梁誠,皆為廣東人。

因廣東優越的地理環境,中國了解世界、學習西方也首先從廣東開始,促使了廣東人最早滋生改革思想。與守舊的滿清官僚、士紳視西方技術為奇技淫巧、破壞風水相較,廣東人愛國,但不盲目排外,反而提倡學習西方的優點,所以晚清多次的改革與革命運動都有廣東人的身影。

北京是晚清政權的中心,天津與北京鄰近,自然也是廣東改革與革命者必到之處。北京、天津、湖南、上海曾是維新變法運動四大中心,維新派透過上書、組織學會和辦報宣傳西方學說,抨擊君主專制制度,使傾向變法維新的人與日漸增,最後成功引起光緒帝的重視,促成戊戌維新的出現。然而康、梁等維新派人微言輕,戊戌變法推行了百日便夭折,但影響深遠,令革命思想日漸盛行,動搖君主專制的滿清政權,促成日後廣東人孫中山等人推動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權的中華民國。

所以此次京津行參觀的景點都能發現不少廣東人的身影,就如天津廣東會館,由廣東商人所建,孫中山曾在此進行演講,宣傳革命思想;又參觀了梁啟超飲冰室,了解梁啟超的革命思想;以及頤和園,光緒帝召見康有為的地方,見證了戊戌變法的起落。可見廣東在西方文化衝擊下,促成廣東人成為多個改革與革命運動的代表人物,對晚清有著重要的影響。

葉玉英 聖傑靈女子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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