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後，清廷的腐敗無能逐漸披露，不同的改革與革命運動也隨之出現，如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而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這些改革運動的領導者都是廣東人，這令我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何廣東人是改革運動的先行者？
梁啟超曾言：「廣東言西學最早，其民習於西人游，故不惡之，亦不畏之，故中國各部之中，其具國民之性質，有獨立不羈氣象者，惟廣東人爲最。」廣東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樞紐，是近代中國最受西方影響的地區，因此廣東人較容易接觸改革思想。而廣東商人與洋人接觸最早和最多，乾隆年間只允許洋商在廣州一口通商，惟有廣東與西方的交流從未間斷，因此廣東的經濟發展特別發達，當時的買辦亦多由廣東人擔任，出現了鄭觀應、唐廷樞、徐潤等著名的商家，他們是洋務運動重要的推動者，而鄭觀應更是最早維新思想的提倡者。另外，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也是廣東人，他也因西方思想影響而起義，雖然太平天國最後被平定，卻令有識之士覺醒，不再固步自封，嘗試改革，也影響了孫中山日後的革命思想。
梁啟超也曾言：「廣東旅居外國者最多，皆習見他邦國勢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見絀，義憤自生。」除了接受西方思想的傳入，廣東人亦是最先和最多出外學習和見識西方軍事、政治、文化。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的學生—容閎，便是來自廣東，他在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中有重要的貢獻。由於在外見識西方的強大，因此他回國後積極投身改革運動，希望使「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他在洋務運動中組織第一批學童留美，當中亦多為廣東人，這批學童雖被中途召回，但都學有所成，回國後有不少的貢獻，就如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著名外交家唐紹儀、梁誠，皆為廣東人。
因廣東優越的地理環境，中國了解世界、學習西方也首先從廣東開始，促使了廣東人最早滋生改革思想。與守舊的滿清官僚、士紳視西方技術為奇技淫巧、破壞風水相較，廣東人愛國，但不盲目排外，反而提倡學習西方的優點，所以晚清多次的改革與革命運動都有廣東人的身影。
北京是晚清政權的中心，天津與北京鄰近，自然也是廣東改革與革命者必到之處。北京、天津、湖南、上海曾是維新變法運動四大中心，維新派透過上書、組織學會和辦報宣傳西方學說，抨擊君主專制制度，使傾向變法維新的人與日漸增，最後成功引起光緒帝的重視，促成戊戌維新的出現。然而康、梁等維新派人微言輕，戊戌變法推行了百日便夭折，但影響深遠，令革命思想日漸盛行，動搖君主專制的滿清政權，促成日後廣東人孫中山等人推動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權的中華民國。
所以此次京津行參觀的景點都能發現不少廣東人的身影，就如天津廣東會館，由廣東商人所建，孫中山曾在此進行演講，宣傳革命思想；又參觀了梁啟超飲冰室，了解梁啟超的革命思想；以及頤和園，光緒帝召見康有為的地方，見證了戊戌變法的起落。可見廣東在西方文化衝擊下，促成廣東人成為多個改革與革命運動的代表人物，對晚清有著重要的影響。
葉玉英 聖傑靈女子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