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京津之行中，廣東會館、梁啟超的故居和墓地等與戊戌變法相關人物的景點無疑令我對清末民初士人的處境與理想有所體會，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卻是北京城中宋金元時代的遺址，當中以居庸關附近的雲台最令人嘆為觀止。雲台是一座過街塔的基座，始建於1345年，基座上矗立著三座喇嘛塔，可惜這些塔在元末明初時被毀，現只剩下以大理石砌成的基座。雲台的券洞內除了四大天王的浮雕外，更有用漢文、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維吾爾文和西夏文等六種文字雕刻的〈陀羅尼經咒〉和〈造塔功德記〉，我雖然沒能讀懂這些文字，但也能想像到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在元代大都附近的長城內外的活動，由此再聯想到古時北京的輝煌以及蒙元帝國一統天下的偉業。
法源寺與及其鄰近的憫忠寺遺址也留下宋元時期的足跡。靖康年間(1126-1127年)金人攻破北宋的都城開封，俘虜了出城投降的欽宗皇帝，並把其帶返北方。據清人李有棠撰的《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引《燕雲錄》云：「淵聖至自雲中駐蹕憫忠寺。」可見欽宗在北行的途中曾到過北京，且被金人關押在憫忠寺內。百多年後蒙古大軍滅了南宋，一些拒絕投降大元的南宋大臣亦被遷至大都，當中包括謝枋得。《宋史》卷四百二十五載謝枋得在至元「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已而病，遷憫忠寺。」六百多年後的1898年，對變法有所保留的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在囚禁了光緒帝的同時也逮捕了主張維新的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等人。其後譚嗣同等「六君子」在未經刑部審訊的情況下於9月28日被慈禧下令押到北京菜市口法場問斬，而憫忠寺附近的法源寺則是六君子的停靈之所。
與謝枋得一樣拒絕降元而被押解至大都囚禁的還有他的同年進士，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在文天祥被元廷處決的百多年後，明人劉崧於1376年在當年關押文天祥的地牢原址附近為文天祥修建了一座祠堂，而這座祠堂於萬曆年間遷至今天北京文天祥祠的所在地。在參觀法源寺和文天祥祠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謝枋得、文天祥、譚嗣同等人堅守原則，寧死不屈的士大夫風骨和氣節。再想到康有為若選擇不逃亡出走，不自撰《我史》為自己辯護，而能像譚嗣同一樣視死如歸，慷慨就義，其名聲或許更能萬古流芳。
京津之行所遊覽最後一個宋元遺址是位於頤和園內的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後裔，是蒙古成吉思汗和窩闊台兩位大汗的謀士，努力游說蒙古統治者改用漢法以管治漢人居住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耶律楚材並不是激烈的改革者，相反他能耐心等待時機，在適當的時間分析政策的利弊，最終成功游說蒙古統治者採納其建議，如1230年十路課稅所的設立和1238年的戊戌選士便是明證。唐太宗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若康有為、譚嗣同等人能充份借鑑耶律楚材推行漢法的經驗，循序漸進地打動清王朝的保守勢力，戊戌變法或許不會以政變收場。
林小波女士 京津團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