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戊戌維新看近代中國變革與現代化的雙重變奏

從戊戌維新看近代中國變革與現代化的雙重變奏

只經歷了短短一百零三天的戊戌維新,卻成為日後中國超過一百年變革與現代化兩重變奏歷程的開端。若果我們以戊戌維新作為一個起跑線,中國在之後百年自強歷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戊戌變法的影響。本文嘗試從歷史的點、線及面三方面加以剖析,以作為文集序曲。

點:立憲與革命的形勢易轉

戊戌維新的直接結果是促成了改良與革命形勢的易轉。戊戌維新由一批上京赴考的士子以「公車上書」的形式展開,他們並非要推翻朝廷,而是希望通過君主立憲的改良方式來將中國轉弱為強。但從平行時空的角度,早在1892年,興中會的前身輔仁文社在香港成立,楊衢雲、謝纘泰等人已經推動以武裝革命的形式來改變中國。

如果我們將改良與革命加以比較的話,1898年的戊戌維新顯然是改良派對革命派的一次大反撲。在列強劃分勢力範圍的大環境下,戊戌維新不再像洋務運動般由封疆督撫所領導,而是由一批深受傳統教育薰陶的青年士子發起,他們得到了同樣急欲振興國力的光緒帝的支持,又有慈禧太后的默許,進而草擬了涵蓋了政治、軍事、經濟及教育等全面改革計劃,成為了日後各時期中國政府振衰起蔽的最初稿件。可是,戊戌維新隨著暗殺慈禧行動失敗而隨之而落幕,引來的是知識分子對清廷的信心進一步下降。中國也從此失去了走上君憲政體的最佳時機,間接地鼓勵了孫中山的革命力量,遙助了十二年後的辛亥革命成功。

線:改良和革命的百年賽跑

變革從來就是為了圖強,而現代化就是改良與革命的共同目標。在這個大方向下,革命成功後,新政權也不得不刷新政治,推行富國強兵的新政策。早在戊戌維新後,清廷為了自身的存亡也進行了最後一搏——晚清改革。改革是改良主義的載體,而改良主義就是改革的核心,儘管改革從來不易,但其所需付出的成本也確實較革命少得多,這也是戊戌維新失敗最為人所惋惜之處。事實上,無論日後的北洋政府在經濟和外交領域的成就、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新中國成立後的各個「五年計劃」及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都是一種改良主義的體現與實踐,而戊戌維新正正是近代中國改良運動的鼻祖。

值得留意的是,改良並非一枝獨秀。從以上的各個時期可以看到,政權更替成為了我國近百年的政治常態,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就是體制外的力量以行動對執政階層的力有不逮提出強烈控訴。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4至1926年的國民革命;1945至49年的社會主義革命。1949年後海峽兩岸皆以革命為號召,蔣介石在台灣說:「國家需要革命的青年,青年需要革命的教育」,毛澤東在大陸提出「不斷革命論」,晚年更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當各個時期的政府為了現化代的目標而推動一個又一個的改革藍圖時,革命運動同樣擁抱著建立新時代,新中國的願景來推翻現有政權,彷彿當年孫中山的革命與康梁的改革角力,仍然在及後中國一百多年的崢嶸歲月中如影隨形地緊貼著歷史的巨輪。

面:民族主義是兩者的終極懷抱

戊戌維新所帶出的一個更重要影響就是民族主義的雛型。正當興中會依然以「驅除韃虜」為號召,極富大漢族主義時,戊戌維新的「保中華」色彩遠比「保大清」為強烈。如在政治方面,儘管康梁提出君主立憲的體制,以保清室君主的永續,但其提倡召開國會,制訂憲法,而且沒有保障滿州貴族特權的措施,也沒有提倡漢族本位,反而引用孔子的思想進行變法的依據,無疑是以中華而非大清為核心的。儘管我們不能粗疏地說,當時已發展出近代民族國家的思想,但相對革命陣營,立憲派似乎更早地具有一個超脫滿漢羈絆的國族思想,這無疑是先進的。

站在中國歷史的長河而言,無論為了現代化這個共同目標的手段是改良,還是革命,民族主義都是過去百年自強的底蘊力量。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沒有民族主義,或者國族主義的話,是一股甚麼的精神力量能夠推動無數的知識分子,廣大群眾前仆後繼,拋頭灑血,在波瀾壯闊的世界變局中抗戰建國,守望了中國的屹立不倒。

結語

今年是戊戌維新一百二十周年,京津之行讓我們重遊一個個當年驚心動魄的歷史場景的同時,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這一百零三十天為何及如何影響著及後中國無數的一百零三天,甚至超過一百零三年。北洋軍閥、國府精英,以及建立新中國的志士仁人,透過改革或革命的變革,與為了圖強的現化代,所譜出的雙重變奏,再配上國族主義的主旋律,就是戊戌維新留給中國人一篇超越萬古江河的美麗樂章。

謝尚偉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校友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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