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由一點一滴的過去積澱而成，這個過程，就是歷史。認識歷史有兩個步驟，其一是掌握史料，其二是用心思考，缺一不可。史料是研究歷史的材料，同樣一個歷史片段，歷史學者基於不同的史料，可達致不一樣，甚或相反的結論。所以，不能盡信一家的說法，更不能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把歷史人物臉譜化，我們視為忠的，必然站在真理一面，對他們說的，深信不疑，相反地，我們視為奸的，他們所說的必不可信。我們必須分析比較不同立場的論述，把自己放回當時的歷史場景仔細客觀的推敲，方能找尋出歷史的真相。我們對120年前戊戌維新的認知，正是最佳例子。
打從中學上中國近代史課開始，便對於戊戌變法功敗垂成，感到惋惜。對康、梁寄予無限同情，對於六君子的被殺，特別是譚嗣同的慷慨就義感到痛心疾首，與此同時，我們對被視為阻撓改革的慈禧、榮祿等人切齒痛恨，更認定袁世凱是向慈禧告密之人而把戊戌失敗的責任全推到他身上。但近年楊天石及茅海建等學者的研究讓我們對戊戌變法的來龍去脈有全新的了解。他們的研究正建基於發掘出新史料，由是對一直以來深信不疑的史料提出質疑，推翻了一些固有的說法，從而使我們在120年後的今天對戊戌維新有更深一層的理解。戊戌維新變法涵蓋面極濶，掀動了大量貴族高官的既得利益，在懦弱無權的光緒皇帝和缺乏行政歷練的康、梁等書生的領導下，在當年的客觀環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故此，除了成立京師大學堂，其他新政未及推行已胎死腹中。
值著暑假，我們帶同三十一個來自廿六間學校的高中生往京津考察，把大家帶到當年的歷史場景：公車上書的松筠軒、康有為居住的南海會館、譚嗣同居住的瀏陽會館、六君子就義的菜市口、停屍之地的法源寺，另方面，也考察了故宮內的軍機處、養心殿，頣和園內光緒和慈禧當年的居所，身處歷史發生的地方，可引發大家更多的思考，自然比課堂上紙上談兵深刻得多。比方大家會發現松筠軒、南海會館、瀏陽會館相距不遠，事實上宣武區會館林立，故此上京應試的士子可互通聲氣，集體行動，這是公車上書及戊戌維新發動的重要條件。又比方天津的廣東會館規模比北京的廣東會館宏大，正反影了天津的粵籍商人人多勢衆，富於貲財，天津開埠，早年的買辦商買也多來自有悠久外貿歷史的廣東，還有一些是商而優則仕的企業家，他們在廣東會館聚鄉情，看大戲，也交流一下訊息，需要一間體面的建築以突顯他們的身分，天津的廣東會館正是由此而生。清朝自雍正設立軍機處，軍機大臣由親王、大學士、尚書充任，成為朝廷的政治核心。為甚麼要設立軍機處？原來軍機處位於皇帝辦公及住宿的養心殿的前方只有一箭之遙。對於皇帝來說，在這裏與大臣相討國家大事，自然遠較往前朝各殿遠為方便。又假如我們比較一下光緒及慈禧在頣和園的居所，你會發現光緒下榻的玉澖堂遠比慈禧的樂壽堂為小，正反影兩人政治地位之高下。這正正是親履其地的好處。歷史研究有如做偵探，歷史考察有如偵探在事發現場的勘查，往往有所啟發。
翻閱過部分同學的考察報告，都各自有所得著。說明這類考察確能提升大家對歷史的與趣和認識，尤為可貴的，是為來自不同中學愛好歷史的同學提供一個難得的交流切磋的平合，這對於大家學習歷史，準備未來的公開試，大學選修科目以致規劃未來都有所裨益。能在這方面為同學們效勞，令我無比欣慰。這正是近年帶領歷史文化考察樂此不疲的原因。
丁新豹博士 京津團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