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學校3000名學生齊集天安門前，表達「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要求以及懲辦曾經出賣國家主權的官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並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曹汝霖、章宗祥及陸宗輿三人，為何被稱為「賣國賊」？他們又是否真的做出賣國之舉？
1914年歐戰爆發，日本以對德宣戰為理由，對中國山東、膠州灣等地進兵，日本內閣擬定了二十一條條款。於1915年1月18日當面交給袁世凱。袁世凱當晚，召集緊急會議，國務卿徐世昌、陸軍總長段祺瑞、秘書長梁士詒、外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等出席，連續開會三天以商議對策。事實上，北洋政府對於當時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款深感憤慨。在期間，北洋政府曾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政策，政府領導層深知中國勢弱，面對著軍事實力強大的日本，中國對日本的拒絕無疑是螳臂擋車，既然不能決斷地拒絕簽署條款，便退而求其次地減少條款對中國的傷害。例如：拖延時間以謀求中國與日本周旋的機會，起用善於應對困局談判的陸徵祥作為外交總長主持談判，其以事務繁忙、身體不好為由，堅持把日本的「每日一談」變為每週會議三次，自談判開始至日本提出最後修訂，歷時84天；故意洩露交涉內容，袁世凱暗中透露此事給西方記者，將條約有關內容披露給《泰晤士報》和英國駐華公使，使西方列強對日本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提出省略刪減的質疑，使日本處於被動的地步；謀求外交助力，暗中授意報刊披露有關日本苛刻條款的消息，刊登一些愛國反日的文章，鼓動國民抵制日貨與救國儲金運動，致使日本對華商品輸出銳減，以牽制日本勢力。最後，日本向中國發出了最後通牒，中國被迫簽署《二十一條》，中日雙方在1915年5月25日簽訂了《中日民四條約》，將其與《二十一條》原本相比就會發現，最後，簽訂的文本實際上只有十二條：原本最辱國的第五號的七條沒有簽訂，其餘的均有刪減以及「留待日後磋商」，亦增加了限制條件作為保障，亦為了日後爭取廢除條約留下伏線。
事實上，在《二十一條》的簽訂上，章、陸、曹三人作為中國的交涉代表，簽訂條款時由三人出面，一切看似是三人簽署的，卻忽略了條約背後有一眾人為了減少條款所帶來的影響而力挽狂瀾，而當中作為總理的袁世凱才是條約簽署與否的掌控者，章、陸、曹三人只是「發條玩具」，背後拉動發條的是整個北洋政府。曹汝霖曾在回憶錄記述道：「此次會議，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賣國賊」是否真的賣國？雖然不能避免簽署條約，但是已經將中國的傷害減到最低。豈能竟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
猶記得丁博士在旅行中曾提及的曹汝霖事蹟，提到了曹汝霖自五四運動後沒有再任其他職務，而是投身於慈善活動，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夫施捨棉衣，他亦曾籌備經費修建醫院，後來更拒絕了日本人擔任偽政府總理大臣一職。這些都是曹汝霖鮮為人知的一面。這樣並非為了以慈善來標榜自己人格高尚而是真心為善之人，實在令我難以聯想到「賣國賊」一詞。
凡事均有不同的思考層面，便如：五四運動討伐的陸、曹、章三人為人詬病，看似賣國，卻忽略了袁世凱及一眾北洋政府官員為了捍衛國家主權時的奔波周旋。此外，中國以戰勝國的國家進入了巴黎和會，卻不知道中國曾派出了14萬為一戰歐洲西線戰場協約國效命的中國勞工，為搬運貨物、挖掘戰壕等作業提供勞力。
1915年6月，中國總統袁世凱心腹梁士詒向英國提議華工計畫，提出中國向英國派出華工，但英國拒絕建議。當時法國人力資源缺乏，亦考慮利用華工，後來法國陸軍部正式決定實施招募華工計畫，其後任命退役少校陶履德組織陶履德招工團到中國招募工人。梁士詒則成立惠民公司，承辦招募事宜，在歐洲的中國勞工承擔著最苦最累的工作，同時又面對著不公的待遇。這些華工多被直接當做苦力使用。華工的工資一般在每日1至3法郎，低於英軍收入最低等級的士兵。報酬部分發給勞工本人，其餘直接寄給家人。除此之外中國勞工還不得使用英軍士兵的廁所，平日也很少有機會離開營房，與當地居民交往。法國人與華工也有不少衝突，認為他們是文盲，抽鴉片與酗酒，帶來疾病，以上均可見中國華工在外生活的艱辛。
是次旅行最令我難忘的是走訪一戰的華工墓地，他們為戰爭勝利作出了貢獻，但近一個世紀以來，他們的故事卻被遺忘和埋沒。他們默默無名的耕耘，換取了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進入巴黎和會。但是，當我走過他們的墓碑，腳下卻是法國的土地。身前為了戰事而鞠躬盡瘁，代表中國走入一戰的戰場，身後只剩下一塊鮮為人知的墓碑。有的有名字，有的沒有；有的刻著「勇往直前」，有的刻著「雖死猶生」。華工雖然沒有參與戰事，但是也有一眾人因過勞，疾病等而死亡，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熬到歸國的一日。
墓地坐向東方，傾訴着對於故國，故鄉以及故人的思念。
梁寶玲 風采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