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同年8月6日，中方為避免戰火蔓延到本國，表明了中立國的身份。但是鑒於中國勢弱，慘遭列強侵凌，已被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因而必須尋求他法提升國際地位。當時任國內公債局總理的梁士詒認為參與一戰對中國的未來發展與戰略有著深遠影響。其一，帶著戰後世界利益格局會重新分配的心理預期下，參與人多勢眾的協約國有更大贏面，藉與德國宣戰，收復山東。其二，幫助中國加入戰後和會，參與國際新格局的建設，令中國的聲音和追求能得以讓國際社會聽見。因而，中方毅然選擇參與一戰。
1915年夏，法國受戰爭破壞嚴重，勞工需求迫切。梁士詒因而看準時機，商討「以工代兵」的形式向英、法輸入勞工。同年12月，法國軍方任命退役少校陶履德組織招工團，立即赴中國招募工人。首批華工於1916年8月24日抵達法國。
一戰期間，共有14萬華工赴歐。在法華工主要從事築路、搬運、挖戰壕、造軍器等勞動，他們大多沒有文化，在掌握法國先進工藝生活交往方面都覺得有學習文化的必要；法國從本國利益出發，也希望對華工進行必要的教育。在此背景下，華工教育因而興起。
談起華工教育對當代中國的文化影響，蔡元培、李石曾等代表所開闢的知識精英與工人階層的互動模式值得關注。6在「勤工儉學運動」（1919-1925）期間，中法的學術交流密切，約有2000名中國青年留法求學。當中的學生包括不少共產黨的骨幹成員，例如鄧小平、周恩來、陳毅、蔡和森、李富春、李立三等。他們與華工在法國的密切接觸使中國知識分子真正有機會與中國勞動人民共同在一起生活與勞動，互相理解與互相教育學習，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與工人的第一次平等的交流。
因為兩者更緊密的接觸，精英們留意到華工在外國面對的種種困難。華工大多是農民，並沒有太高的文化素養，不時因為語言隔閡、文化差異而釀成生活不便或與當地人發生爭執。有見及此，由中國知識分子為主導的「華工教育」模式便開始了。於1916年，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汪精衛等起意聯合法人創辦了華法教育會（Societé Franco-Chinoise d’Education），目的之一便是擴張國民教育；3月29日，該會發起組織華工學校，由蔡元培親自考驗新生；4月5日，蔡元培於開學說詞中強調了辦學目的：
「預計來法之華工，必有種種困難，不可不有人焉專任排除困難之任務，而此負排除困難之人，或亦受有幾許之困難，且即使其人已能自脫此種困難，而於為他人排除困難之任務，尚未有所研究，則亦恐無以勝排除之任，故設此學校，以為研究華工來法排除困難之任務也。」
由此可見，在這批知識精英的視域裏，華工（工人階層）教育及其始終是一個關注的中心問題。學校課程由法國教員講授，或由留法儉學生義務任教，而李石曾講授衛生，蔡元培任教德育課程，擔任中文課程的教師還有徐廷瑚等。10不得不提的有由蔡元培親自編寫了《華工學校講義》：德育三十篇，分為公益、待人、修己、辦義四部分；智育十篇，涉及文字、圖畫、音樂、戲劇、詩歌、歷史、地理、建築、雕刻、裝飾十項人類知識。如果說後者是知識性的拓展的話，其重心顯然還是後者，即如何將基本倫理觀灌輸給遠適異國的華工同胞。以蔡元培的第三節講義為例，他提到：「毋唾于地，毋傾垢水於溝渠之外；毋棄擲雜物於公共之道路若川流。」事關「華工住地與宿舍常常污物隨地排放，極不清潔」，這些道德培訓是極針對華工本身「不注意衛生」的普遍情況而設，目的是以教育提升他們的文化素養適應在外國的生活。
華工學校亦呼應了蔡元培日後所提倡的「勞工聖神」的思想，象徵著以蔡元培等人為代表的知識精英已經理論上認識到工人階層的重要性，並把他們作為教育的對象。此肯定亦側面推動了平民教育的發展。
另外，華工識字班更是某程度上推動了平民教育。平民教育學家晏陽初在為華工代寫家書時發現他們並不愚鈍，為人有責任心，而且對朋友熱心，只是因為貧窮及沒有讀書的機會才使他們優良的本質顯露得更少一些；因此萌生了教他們讀書識字的計畫。比起傳統的文言文啟蒙教材（如《三字經》、《百家姓》），晏陽初更注重實踐操作的可能性，因此根據口語，在字典和報紙挑選1000餘字做教材。隨著學生越來越多，晏陽初邀請了已經識字的華工教不識字的華工，識字班便以滾雪球的形式陸陸續續地成立。一個轟轟烈烈的華工識字運動在各地華工營中興起，開創了中國平民教育的先河。
識字班的效果顯著，4個月後，40人中便有35人能夠自己寫信；1年後，華工的識字率由20%增加至38%。所謂「教育重新調整和配置個體（乃至家庭、階層）的文化資本的過程，他能夠對文化資本部分的再生產起到關鍵性乃至決定性作用，從而對社會空間結構的再生產施加重大影響」，華工所接受的教育至少能夠為他們未來進入社會場域提供一定的文化資本。
晏陽初曾擔任《華工周報》的創刊主編。除了一般的時事報導外，《華工周報》更是擔任著培養華工的愛國情操、不忘根的角色。以不時舉辦的華工徵文比賽為例，先後以《華工在法與祖國的損益》、《甚麼叫中華民國》、《中國衰弱的緣故》、《民國若要教育普及，你看怎麼辦才好》為題徵文，啟迪華工心智，培養他們自尊自愛的精神。晏陽初在《華工周報》第一期更告誡了華工「離本家後知貴吾家。而到外國後知愛吾國。各位現在外國，愛國之心也必較前更大。」
透過讀書識字和《華工周報》灌輸知識的雙管齊下，華工們的精神面貌有了改變，社會意識也有所提升。一戰結束後，參戰國的中國不但沒得到應有的待遇，列強們反而把原本歸戰敗國德國於華的租借地轉讓給日本後群情激憤，紛紛投書《華工周報》，譴責日本的侵略。例如在第一次徵文比賽冠軍得主傳省三（山東平度人）的文章指出：「現在和平會竟將中華天朝大國名目取消，列在末尾，並不准我國有發言權。華工從此看出淘汰激勵，如夢初醒，就發起了強國愛國心，若不來法恐仍在中國做夢。」可見，《華工周報》除了擔任著中國知識分子灌輸知識、學養、世界觀及新的國家認同觀給華工外，更是華工發表政見的平台，宣揚愛國精神。
從前，到外國留學、旅遊是富人的專利，亦即是社會的精英；相反，代表著工人階層的華工很多都未接受過正規教育或是鮮少接觸外國文化，他們回國後又能以怎樣的形式參考西方文化改良中國社會呢？礙於自身的知識面不廣，比起發展科技，歸國華工更能從思想方面改善社會風氣。同是出自《華工周報》傳省三的文章：「從前華工只知道女子纏足為美。現在看到西洋女兵女農女醫等，與本國女輩比較，真是長期吃虧不少。若返祖國，定要改去舊日的惡習。」除了思想解放、去除封閉外，華工亦積極爭取工人權益：「部分華工回國後組織歸國華工工會，要求提高工人的權利，該會工人誓言不賭不嫖不酗酒不抽鴉片。該工會是中國最早現代工會之一。」隨著華工的文化水平越來越高，他們亦越發積極參與救國活動。一些華工不僅在法國參與抗議，還有些與勤工儉學的學生一同參與共產黨運動，又在1925年的五四運動的罷工活動中起了推動作用。五四運動史研究專家周策縱更指出：華工「有力地促使五四運動在1920年代早期像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極端方向發展」，對華工對推動革命的影響予以正評。可見，華工的愛國熱情成功體現在其積極創新上。
華工對中國的文化意義重大。他們打破了工人階層與知識分子的隔膜，令平民教育在中國得以普及，側面提升了國民的整體社會意識，對日後的革命活動都有著推動性作用。
一日離家常掛心
去年離家到如今
雖然法國風光好
總有思家一片心
寥寥數句，遊子的思鄉之情在發酵；遠在東方，中國人並未忘記華工的默默付出；事隔百年，他們對一戰的貢獻，對國家的貢獻依舊長存在世人心中。正如華工墓碑上所刻：他們的事蹟將「流芳百世」。
德望學校 王惠嵐 中四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