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以為當王安石開始推行變法時，便已經和蘇軾勢成水火，爭拗不斷，那就錯了。電視劇中那種在皇帝面前，朝堂之上，舌劍唇槍，爭論不休的情節並未發生過。蘇軾當時的職位仍未達到「升朝官」的級別，不能經常參加朝政議論，他能夠與王安石正面交鋒的機會也不多。在蘇軾參加中央決策層之前，王安石拜相之先，兩人未能成為知交，只是個性不同，為人作風有異，不涉及政治上的矛盾。這種相對平靜的關係，隨着王安石開始排擠異己而惡化了。
（二）蘇軾與王安石的相爭
蘇軾與王安石的相爭開始於熙寧二年（1069），地點是汴京。
熙寧變法開始的時候，蘇王的關係不算太差。當神宗委派子由（蘇轍）到變法的核心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去幫助王安石時，他没有反對。就是皇帝委派的，若果王安石真的不願意與蘇氏兄弟共事的話，他只需要向神宗說一句，便可以把子由派到其他部門去。據子由自己記述，起初王安石和他在工作上仍是有所交流的，還詢問過他有關發放青苗錢的意見 [1]。當此時，不管是王安石也好，蘇家兄弟也好，誰都不了解誰的政治取向。在王安石方面，他只是不認同蘇氏兄弟的個人禀性，行事作風，但他仍不知道他們對新政的支持度；而蘇氏兄弟對新法仍未有足夠的認識，亦不了解王安石一旦位極人臣之後的架勢。
直至到王安石推行科舉改革時，神宗希望集思廣益，命令各主要官員，一個月內向他提交相關意見書，蘇王的政治衝突才正式開始。
當時蘇軾上了一份《擬學校貢舉狀》，仔細分析了王安石科舉改革的弊端。這篇奏章寫得條理分明，詞文並茂，神宗讀過了之後，馬上召見蘇軾，咨詢他對改革的意見。得到皇帝召見，蘇軾興致勃勃的苦心經營了一篇近萬言的《上神宗皇帝書》，向他分析了當務之急，其中有不少是針對王安石的新政的。於是，蘇軾與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歧就越來越大了。
這真是歷史上的一大遺憾，本來這兩個絕代天驕也有改變大宋積貧積弱的宏願，卻不能好好地合作。
先是，王安石於嘉祐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書》中說：「內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惧于夷狄」[2]；而蘇軾在他的制策中也指出：「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3]，他比起王安石所說的，更能點到問題的核心：大宋處在危機之中而毫不察覺。至於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速度，兩人就有很大的分別了。基本上，王安石想利用猛藥，快速根治頑疾，力主富國強兵，他主張「變法」；蘇軾認為，透過調補滋養，漸漸祛病除弊，改變大圍環境，他主張「變革」。這樣的分歧本來可以好好地互相協調的。可惜，他們性格上的差異，造成了不可踰越的阻礙。
王安石是一個自信滿滿的人，「臨事迂闊，且護前非」 [4]。當他向神宗推薦自己的改革大計時，他勸神宗說，諸葛亮不足敬，唐太宗不足羨，惟以上古三代盛世為目標可也 [5]。這不是有點虛無縹緲嗎！他更揚言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6]。他的這種一往無前的幹勁 ，真的有點不近人情，難怪他會說：「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7] 。「征誅」？難道為了變法便可以不顧一切，無故殺戮也在所不惜？神宗一朝大獄最多，也許跟這個宰相有關。相比之下，蘇軾提出的方法未必能於短時間之內看到成績，但就整個社會層面來說，較易承受。
後來，王安石越來越感覺到蘇軾的威脅，就多次阻止蘇軾進入決策層。
熙寧二年五月：「（神宗）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其事可也。』」[8] 王安石也算老實，坦言自己和蘇軾是没有可能一起工作的，正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不過，神宗想重用蘇軾的心仍未改變，多次試探着王安石，結果王安石如此回答神宗：「軾材亦高，但所學不正⋯⋯且如軾輩者，其才為世用甚少，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9]
很明顯，這時期王安石已經把蘇軾視為真真正正的政敵了。可能在他的心目中，就算蘇軾不會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地位，他也會威脅到新政的推行，必須要好好處置了他。
熙寧三年（1070），機會來了。謝景温（王安石姻親）彈劾蘇軾為蘇洵守孝完畢回京時，利用官船運貨謀利。朝廷馬上作出大規模搜證行動，搜查範圍達到八個「路」之大（一路就像今日的一省），結果查無此事。蘇軾只是坐了官船離開眉山，搭了一趟「順水船」。那艘船原是去迎接新來上任的官員，所以就順便載了蘇氏一家離開眉山，僅此而已。
這件事讓蘇軾提高了警覺。他一定也思考過：究竟王安石在這件事件中，扮演的是甚麼角色？没有他的配合，朝廷會作出如此大動作來調查此案嗎？王安石是用彈劾之名，行贓害之實乎？最後，蘇軾要求外調以避其鋒。本來以蘇軾的資歷，他外調時應該出任知州（市長）的，但中書省認為不可，只給他一個通判（副市長）的職位。據蘇軾自己揣度，朝中有人恐怕他不肯執行新法，所以不讓他「坐正」[10]。雖然只是外調並不是貶官，但這是蘇王二人關係最差的時期，也是他們最後一次「交鋒」。
往後幾年，王安石與神宗的關係有了變化，神宗不再像從前那樣對他言聽計從。新法的種種弊漏引起強烈的反彈，對新政和新黨的投訴，日復一日的來到神宗面前，這個年青皇帝也不是呆子，他問王安石道：「聞民間殊苦新法。」王安石回答說：「祁寒暑雨，民猶然咨，比無庸恤。」[11] 那等於說，百姓是在無病呻吟。這種話，說過一次兩次還勉強可以，說多了，誰都不會相信。適逢天災頻生，更令神宗不安。還有就是二人在外交問題上的矛盾 [12]，呂惠卿的從中挑撥，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令到兩人的互信關係開始動搖了。
最後，一幅繪有當時「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的《流民圖》去到了神宗手中，令他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罷免了王安石。雖然，不到一年神宗便讓他再次拜相，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了，君臣之間無復當初那種師徒的關係。及後王安石的兒子王雱猝然逝世，他又被自己一手提拔的呂惠卿出賣，讓他受了重大打擊。於是他自動辭職，退出政壇，隱居江寧，不問政事。
王安石退隱之後數年，蘇軾也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打擊——「烏臺詩案」 [13]。審訊期間，傳聞王安石曾經發聲為他求情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14]，這段記載未必屬實，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為蘇軾求情，確是記載於《續資治通鑑長編》及《宋史》之中 [15]。本來，他們兩兄弟的政見是十分不同的，經過了那麼多政治衝擊之後，兄弟間有所妥協，對當下的政局有一致的看法，不足為奇。王安石已經退出政壇，不宜直接參與此事，由仍是朝官的王安禮來出面最好不過。結果，蘇軾被貶黃州五年，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貶謫。在這五年之中，蘇軾的藝術成就達到了另一高峰，擴古絕今，傲視後世；王安石則潛心禮佛，靜度餘生。兩人遙隔千里，不再聞問。
忽然一日，蘇軾在黃州貶所收到一個叫李琮的「新黨」成員的信。信中李琮傳達了王安石對蘇軾文章的讚賞。就是這封信，促成了二人日後的江寧之會，也是蘇王二人相知的第一步。
（待續）
注釋
[1] 蘇轍《穎濱遺老傳》。
[2]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3] 蘇軾《策略第一》。
[4] 李濤《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209，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卷。
[5]《宋史》，卷327， 列傳86，《王安石傳》。
[6]《宋史》，卷327， 列傳86，《王安石傳》。
[7]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8] 李濤《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熙寧二年五月卷。
[9] 李濤《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七，熙寧三年三月卷。
[10] 蘇軾《與堂兄三首》之三。後來，當蘇軾當上了知州之後，他的確拒絕了執行某些新法。
[11]《宋史》，卷327， 列傳86，《王安石傳》：「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眾，恐言者緣以害卿也。」
[12] 在對遼，夏的關係上，神宗不贊成王安石的策略。
[13] 見拙文《聖主如天萬物春：蘇軾與宋神宗的糾葛》。https://mychistory.com/d001/d0017/ch0002
[14]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讀詩讞》。
[15]《宋史》，卷327， 列傳86，《王安禮傳》。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Unlike 蘇東坡系列——蘇軾與王安石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