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進小官VS執政大人

熙寧二年（1069， 蘇轍30歲）蘇轍守父喪完畢，回到開封。神宗與王安石的變法大計已經密鑼緊鼓地陸續出臺了。回京後不到一個月，他便上書神宗，指出他治國的先後次序錯了：「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并癈。」又說：「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1]。神宗一讀，覺得正合朕意，馬上親自接見了他，垂詢治國良策。所以，蘇轍是比蘇東坡更早得到神宗的賞識的。由於蘇轍與王安石都主張以理財為改革的主導，神宗便把他派到推行新政的「制置三司條例司」中去工作。

雖然蘇轍跟王安石都贊成當務之急是先要理好國家的財政，但怎生個理法呢？就有很大的分別了。

那時大宋皇朝正處於入不敷支，有着嚴重財政赤字的憂患之中。除了每年輸給遼國和西夏的財物之外，當時官僚架構臃脹，軍隊兵員過多，還有各式各樣的「員工福利」，「祖先蔭疪」，「過節禮物」，總之就是一個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於上，冗兵耗於下，財政又怎會不出問題？[2]在這種情況下，以理財為先也是合理的。

王安石着重開源。他制定了多項跟經濟有關的新措施，為的就是要增加政府收入。本來增加政府收入也是無可口非的，但是，他的政策不單擾民，還會與民爭利。如果不節約開支，只是增加收入，很容易便會竭澤而漁，民力凋弊。另一方面，若要削減冗官冗兵及各種員工福利，必然會引來強烈反彈，當年范仲淹的改革失敗，就是前車可鑑。王安石没有選擇這條改革道路。

蘇轍的主張剛好相反，他強調節省開支和循序漸進的去改革弊政：「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之所謂豐財者，非出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3] 所謂「求財而益之」就是王安石正在推行的廣開財源，增加國家收入。蘇轍的「去事之所以害財者」是減省無謂的支出，去除擾民的措施，政府提供一個類似安全網（safety net)的制度，讓人民安心生產。若用今天的話來說，王安石的新法是由政府這雙有形之手來干預經濟，設立國營企業，然後把利益收歸國有。蘇轍則主張節約的自由經濟，藏富於民。所以蘇轍和王安石在基本目標上是相同的，但如何達到這一目標就很是不同，甚至可以說是南轅北轍。其中又以「青苗錢」這項目更加突顯兩人的不同[4]。

蘇轍很早便看出實行青苗錢的弊端。他向王安石分析道：「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如此，則恐鞭箠（刑法）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5] 老百姓獲得「青苗錢」之後，未必就能幫助他們度過難關，反而讓他們養成「先花易得錢」的壞習慣。日後必定引起諸多官司訴訟，做成禍亂。蘇轍看到的不單只是理念上的問題，他更看出在執行上將會遇到的紕漏。他的考量不可謂不周到，由此亦看出蘇轍是個講求實際的人，不會困囿於理論空想。

蘇轍向王安石提議，把現有的常平法辦好，也可以在經濟上令百姓於凶年中有所依靠。起初王安石也是認同蘇轍的分析的，一度擱置「青苗錢」計劃。後來有些「拍馬屁」的人報告，試行青苗法成功了，王安石便把這措施推出臺。朝中衆人都忌畏地位如日中天的王安石，不敢作聲，蘇轍這個新來乍到的小官竟敢上書力陳其不是之處[6]。王安石一時惱羞成怒，想置蘇轍之罪，幸好被其他大臣勸助了。另一方面，蘇轍也不能跟那些趨炎附勢之徒一起工作，便離開了制置三司條司[7]。能夠留在這個由皇帝指定成立的機構中工作，對仕途多麼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不少官員做夢也想成為其中一分子，蘇轍這個老二對此卻是不屑一顧。

離京之後，蘇轍當過陳州州學教授，齊州掌書記，南京簽書判官⋯⋯直至烏臺詩案發生，受兄長連累，被貶到筠州去當個收鹽稅酒稅的雜務官。雖然是同樣的出處，蘇轍從未像蘇東坡那樣當過一州之長（知州），最多也只是地方上的副把手而已。雖然是同樣的被貶，他不能像兄長那樣悠遊於山水之間。蘇東坡被貶之後，有職無務，閒官一個，當他正在「夜飲東坡醒復醉」，「回首向來蕭瑟處」時；蘇轍卻為一斤一両，一分一毫，計較計較。這種以營利為生的操作，實為飽讀詩書的儒生所不恥。蘇轍是這樣形容自己當時的生活的：

「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争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癈，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8]

正在職場中打拼的讀者閣下，對這種生活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

蘇轍這個老二也是挺扛得的。他不但没有給這繁雜的差事所壓倒，反而潛心苦練道家養生的功夫，其功力之深厚連蘇東坡也佩服。除此之外，蘇轍也加深了對佛學的硏究和與僧道的交流[9]。另一方面，他的文學創作，經學硏究也收獲豐碩。就量的方面來說，蘇轍是更勝蘇東坡的。在筠州的五年之中，蘇轍開始了《詩傳》，《春秋傳》，《老子解》和《古史》的著述，還作了200多首詩（蘇東坡則只有170多首）[10]。對於如何面對貶謫生活，老二不比老大差。

注釋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