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朝中暗湧（上）
王水照先生把蘇軾的生活經歷分成「初入仕途」和兩個「在朝、外任、貶居」的循環[1]。我們就借用王先生這個分期方法和透過蘇軾的尺讀文本，看看從熙寧年間開始的政治鬧爭，如何影響蘇軾的人生路向。
簡略言之，每次「在朝」都令蘇軾不得安靜，每次「外任」他卻可以經世濟民，多次「貶居」就更激發出他的創作靈感。不論是處於那一個時期，蘇軾都逃不過黨爭。他努力地不去隨波逐流，與時俯仰，朝中暗湧卻一直左右着他的行止出處，在他離世後仍風波不息。
初入仕途
蘇軾20歲中進士（仁宗嘉祐二年，1057），同年因母親去世回鄉守孝，未有即時出任官職，除喪後為了準備應考「制科」，也未授官[2]。後來，他在「制科」考試中考得了最高的級別，出任第一個官職—鳳翔簽判，他的仕宦人生正式開始了。鳳翔簽判任滿，蘇軾回京出任京官[3]。不久，又因妻子和父親先後過身，再次回鄉守孝，也就完結了「初入仕途」的階段。這一段仁宗，英宗朝的官場歲月，相對平靜，朝中就是有權鬥磨擦，其激烈程度無法跟神宗，哲宗兩朝相比。
第一次在朝
蘇軾32 歲 （熙寧二年，1069）除喪後再次回京去的時候，一場將會跨越三朝的政治鬥爭正揭開序幕[4]。由於蘇軾的個人原因，令他常常受到攻擊，煩不勝煩。他曾多次上書要求外調，最後得到神宗批准，離開汴京，往外任官。蘇軾的這一個「在朝」階段，只維持了兩年多。
兩年前，新法推行之初，蘇軾並未提出任何批評意見，直至弟弟子由加入了為推行新法而設的「制置三司條例司」之後，他對新法的認識更加多，更加深入。他寫給堂兄的一封信中所說者雖是子由，但或多或少也有反映出他對「新黨」的看法：
「⋯⋯子由在制置司，頗似重難。主上求治至切，患財利之法弊壞，故創此司。諸事措置雖王(安石)、陳(升之)二公，然檢詳官不可不協力講求也⋯⋯」。[5]
當時子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中擔任「文字檢詳」，和王安石等人時有齟齬。卻萬萬想不到，本來只是政策上的爭執，竟會演變成互相傾軋的激烈黨爭，而且其發酵速度之快，來勢之凶，令不少政壇老手也為之錯愕，何況蘇氏兄弟在中央的日子尚短。
在衆多新法之中，蘇軾覺得「青苗法」最不妥當，這條新法也影響到蘇軾的去留決定。當時圍繞着新法的種種問題，朝中人事紛擾不堪，蘇軾產生了離京的念頭，但又擔心到了地方上去，必定會被迫攤派「青苗錢」，這是他非常之不願意做的事情。若是不依照朝廷的指示來做，又會惹來更多麻煩，思前想後仍不能下定決心。[6]
然而，往後事情的發展令他不能再猶疑了。因為他向神宗上過萬言書批評新法，又獲得神宗召見，在御前直抒己見，「新黨」對他的攻擊就更加厲害了。他在給堂兄的另一封信中再次感嘆：
「⋯⋯軾自到闕二年，以論事方拙，大忤權貴，近令南床捃摭彈劾 [7]，尋下諸路體量，皆虛，必且已矣。然孤危可知。春間，必須求鄉里一差遺⋯⋯忠義古今所難，得虛名而受實禍，然人生得喪皆前定，斷置 已久矣，終不以此屈。」[8]
這段說話充滿了怨氣，可知蘇軾所承受的壓力有多重。也顧不得到民間去要推行「青苗法」的煩惱了，只求早點離開。不久，最後一根稻草壓下來了。
有人誣告蘇軾扶柩回鄉守孝時趁機販賣私鹽[9]。這件事鬧得頗大，朝廷當然進行調查。蘇軾没有為自己進行辯護，他滿有信心的認為事情一定會水落石出，還他一個清白。果然，經過調查之後，完全找不到證據指證蘇軾有任何行為不檢，這案也就不了了之。可是，這件事促成了蘇軾要離京的決心。他在信中說：
「⋯⋯自揣必不久在都下（京城）⋯⋯近日事體頗新，兄弟蠢拙，頗為當柄者所忿。孤遠恐不自全，日虞罪戾耳⋯⋯」。[10]
在這次風波之中，連一向温和，反對激烈行動的司馬光，也沉不住氣，向神宗提出外任。在他眼中，這次誣告事件暴露出王安石一派的政治技倆，原來可以如此卑劣。司馬光曾對神宗說過一段可圈可點的話：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11]
這些人都先後向神宗投訴過「新黨」，批評過新法，司馬光借着推許他們來指出「新黨」問題的嚴重性。暗示神宗要聽聽其他官員的聲音，不能只讓「新黨」濫用權力來排擠反對者。可惜，神宗並没有接受司馬光的勸告，仍是對王安石一派全力支持。就是這樣，不少反對新法的官員陸續離開了中央，蘇軾就是其中一個。
第一次外任
蘇軾34 歲（熙寧四年 ，1071）到杭州去任通判（知州的副手），開始了他的第一個「外任」時期。自此之後，蘇軾以知州身份管理過多個州份。直到元豐二年（1079） 八月被捕，下御史臺獄。這段時期有八年多，是蘇軾一生中連續最長的「工作時期」，為地方民生作出了重大貢獻。在這八年多的時間中，蘇軾的行程是這樣的：
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被捕回京受審
蘇軾被派到杭州前還出現過一段小插曲。原本他在鳯翔時已是副州長的職位，這次出調，按宋朝慣例，應該是「坐正」出任知州的，神宗也答應了，但中書省竟然不批，硬要蘇軾再次出任副州長的職務，明顯是有人從中作梗 [12]。都已經要外調了，新黨仍不肯就此罷休。不幸的是，這一段小插曲，後來竟成為了蘇軾的人生主題曲；不斷給政敵咬着不放，糾纏不清。
遠離是非之地，到了風光勝畫的杭州，蘇軾應該是如釋重負，如魚得水。可也不完全是這樣。到杭州之後，蘇軾再次寫信向堂兄吐苦水。首先是工作忙，其次是經濟問題（蘇軾不善理財）。但這些都是小問題，他仍然繼續批評新法：
「役法，鹽法皆創新，盗賊縱橫，上下督迫，吏民脅息」。[13]
在杭州如此，在密州時也是如此：
「⋯⋯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韓愈）所謂『居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謂矣⋯⋯」[14]
「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這兩句詩最能代表蘇軾在歸隱還是做官之間的矛盾心情。 在這時期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不合時宜，希望可以歸隱山林：「劣姪（蘇軾自稱）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15] 。蘇軾可能只是一時間說說悔氣話而已，並不真的就會歸隱，但也可以反映出他對當時官場的態度。不管蘇軾是否真心的想退隱山林，可以肯定的是，他並不想回到京師去。出任了三個州份之後，蘇軾仍想繼續留在地方上，徐州任期快滿時，他向朝中朋友打聽，可否作出相應安排[16]。結果，蘇軾被派往湖州（在今浙江省），「第一次外任」的終點站。在湖州不足半年，便發生了「烏臺詩案」，蘇軾啷噹入獄。
此前的八年，蘇軾在每一個州份中都有政績可述，多方面證明了他並不只是一個知識廣博，文才超絕的文學家而已。幹實務，他也可以頭頭是道。
第一次貶居
蘇軾43歲（元豐三年，1080），烏臺詩案審結，他被貶到黃州去[17]。進入了第一個「貶居」時期。這一貶就是四年多。直至元豐七年，神宗以「人才難得，不忍終棄」為由，讓蘇軾離開黃州，結束了第一個「在朝、外任、貶居」的循環。
回看這一次貶居，蘇軾「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創作出多篇千古傳誦大作[18]。不過，蘇軾初到貶所時，他的心情卻是非常複雜的。我們甚至有足夠理由，懷疑他患有創傷後遺症（post trauma syndrome）。他害怕因文字惹禍的心理陰影揮之不去。寫於這個時期的書信中，皆有跡可尋。此處只擇其中一小部分，略見端倪：
「⋯⋯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19]
「⋯⋯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20]
「⋯⋯出口落筆，為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托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憎，當為公作耳⋯⋯」[21]
首先，在黃州，表面上蘇軾可以竭一竭，靜一靜，但事實上，他是害怕與人接觸，文學創作更是免提，閒來參禪學佛便是。其次，就算只是純粹的文學創作，經過政敵的「二次創作」之後，其殺傷力難以估計，唯有慎言，甚至無言。第三，不論是舊作還是新作，在政敵眼中，需要的話，他們也可以用來對付政敵。那時候，連稍為離開貶所遠一點，蘇軾也會擔心被人抓住把柄，常常步步為營，如覆薄冰[22]。不是說蘇軾在貶謫時期的創作很有突破的嗎？何以他不停的對人說自己怕惹麻煩，收筆藏硯呢？那不是自相矛盾嗎？
這的確是一種矛盾。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第一：蘇軾在說謊，為的是掩人耳目。
第二：蘇軾想向收信人訴苦，自己没有犯過任何罪行，只是文字惹禍。
第三：蘇軾真的是害怕再次惹禍，一時間不想再舞文弄墨了，但又按捺不住。
這時期蘇軾仍不斷有新作，大作出產，實在是因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創作靈感吧！靈感多數來自生活上的刺激，在黃州時，蘇軾所受的刺激有夠多的了，自然靈感充沛，不能不訴諸於文字。只是待局勢没有那麼嚴峻的時候，才公諸同好。
元豐七年，神宗「象徵式」的赦免了蘇軾的罪，把他調到較接近京師的汝州去，但仍是一個有職無責的閒官。自離開黃州之後，蘇軾遲遲不到汝州去，到處遊歷，探親訪友，尋田求宅[23]。他多次上奏朝廷，希望可以在常州定居，大有從此歸隱的況味：「某往揚州，入一文字（奏章），乞常州住。得耗，奏邸拘微文，不肯投進，已別作一狀，遣人入京投下」。[24]
就在這時，神宗駕崩，蘇軾的人生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朝中暗湧再次把他倦進另一場更激烈的政爭之中。
注釋
[1]：王水照（1994）《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見《蘇軾論稿》，臺灣萬卷樓出版社。
[2]：制科又稱制舉，是一種特別考試，並非常設，由君主下詔臨時安排。
[3]：當時蘇軾的職銜是「判登聞鼓院，直史館」。
[4]：北宋從神宗朝開始有「新舊黨爭」，經歷了哲宗朝的「洛蜀朔黨爭」，到徽宗朝「新黨」勢力再次向「舊黨」中人進行迫害，直至北宋滅亡。
[5]： 《與子明》之一，《蘇軾文集》頁2516。
[6]《與子明》之二，《蘇軾文集》頁2516。
[7]： 南床者，侍禦史也，有監視百官之責。「捃摭」指蒐羅材料以打擊別人。
[8]《與子明》之三，《蘇軾文集》頁2517。
[9]： 詳細分析可參看：劉昭明，黃嘉仱《王安石誣陷蘇軾運售私鹽始末考：兼論蘇軾與程之才之恩怨情仇》，文與哲，第七期，2005。
[10]《與子明》之四，《蘇軾文集》頁2518。
[11]： 邵伯温《邵氏聞見錄》。
[12]《與堂兄》之三，《蘇軾文集》頁2525。
[13]《與堂兄》，《蘇軾文集》頁2526。
[14]《與王慶源》之一，《蘇軾文集》頁1811。
[15]《答楊君素》之一，《蘇軾文集》頁1667。又《答楊君素》之二，《蘇軾文集》頁1668。
[16]《與范子豐》之二，三《蘇軾文集》頁1451。
[17]： 有關「烏臺詩案」看參在下的另一篇文章《「聖主如天萬物春」：蘇軾與宋神宗的糾葛 》，知史網．重回史歷史現場。
[18]：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19]：《與程彝仲》之六，《蘇軾文集》頁1752。
[20]：《與陳朝請》之二，《蘇軾文集》頁1709。
[21]：《黃州與人五首》之二，《蘇軾文集》頁1846。
[22]《與陳季常》之八，《蘇軾文集》頁1567。
[23]： 蘇軾還拜訪了當時已經退隱的王安石。他們的這次金陵之會有點神秘，將來有機會再跟大家談談其中的故事。
[24]《與王定國》之十六，《蘇軾文集》頁1522。
夜讀東坡信札隨筆之九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圖片設計：華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