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專欄文章曾談及明代宦官懷恩，不僅沒有像典型宦官般弄政，更協助鞏固皇權。而懷恩在當時亦有「正朝綱」的正面作用，不但協助「逐去」汪直、萬安之人，還力保朝中賢能之士，有益於成化、弘治年間的政局。
如《明史》提到：「（孝宗時的懷恩）力勸帝逐萬安，用王恕。一時正人彙進，恩之力也。」 可見，懷恩對保障兩朝賢能之士有一定貢獻。前文已探討懷恩與汪直被逐的關係。至於萬安，雖然《明史》指出懷恩是孝宗罷免萬安的主要推手， 然而在《明史》記載中，懷恩在此事的作用似乎相當有限。
孝宗嗣位，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假風聞挾私……御史湯鼐詣閣。安從容言曰：「此裹面意也。」鼐即以其語奏聞，謂安抑塞言路……先是，歙人倪進賢者……諂事安，日與講房中術……（孝宗）帝一日於宮中得疏一小篋，則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帝命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意。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遽索馬歸第，乞休去……
有關懷恩與萬安被貶直接相關的記載僅見於此。據載，萬安早於向憲宗獻房中術以鞏固自己的權位。而這則記載可見，成化年間，倪進賢以房中術諂事萬安。到孝宗繼位之後，孝宗在宮中發現一則由萬安署名，有關房中術的奏疏。於是，孝宗命令懷恩傳旨罷免萬安，並逐一宣讀由御史湯鼎等人呈上、彈劾萬安的奏折。於是，萬安「惶遽索馬歸第」，從此致仕。單憑這一則記載，似乎只能證明懷恩奉孝宗之命，前往內閣罷斥萬安，卻未能見到懷恩如何主動積極地請求罷免萬安。誠然，懷恩一直以來都清楚萬安是「諛佞」之人， 但是孝宗要剷除萬安並非單單因為他於憲宗朝上獻房中術，變相插手皇帝家事的大不諱行為，反而是為了剷除萬安相關的前朝勢力。孟森提到：「安在政府二十年，以附萬貴同姓，及善進房中術媚上，遇試期必其門生典試，子孫婿多登第。」 可見，萬安借與萬貴妃同姓，還勾結宦官和萬貴妃， 用房中術獻媚於憲宗，以擴張自己的勢力。萬安的門生故吏得以控制考試，萬氏子孫也得以進入仕途，形成樂一個政治集團。因此，孝宗繼位後，務必整頓萬安的政治勢力，而懷恩只是孝宗的代理人而已。由此可見，懷恩固然是忠直之輩，但是他在萬安致仕一事上的角色有限，論者不宜誇大了懷恩在此事的影響力。
至於懷恩力薦賢能之士的貢獻，本文將集中討論懷恩與其中五人—林俊（1452—1527）、「弘治三臣」—王恕（1416—1508）、馬文升（1426—1510）、劉大夏（1436—1516）的關係。
林俊，莆田人，是成化十四年（1478）的進士。據《明史》所講，成化年間，林俊於刑部任員外郎，「性侃直，不隨俗浮湛。」 因此，當刑部審理涉及權貴的案件，時任刑部尚書林聰每每把它們交由林俊處理。 然而，性情剛直的林俊得罪了僧人繼曉（？—1488）和太監梁芳。梁芳借依附萬貴妃而得勢，常常假借替萬貴妃辦事為由，於地方搜括民財，並向朝廷推薦僧人繼曉，與之「共為奸利」。 據孟森所講，繼曉得以被進用，是因為他向梁芳進秘術。繼曉經常誘使憲宗花費於佛教之事上，例如營建大永昌寺，花費了朝廷數十萬元。繼曉「尤奸」，盡享錦衣玉食。 成化二十年（1484）十月，林俊聞之，上疏憲宗，建議「斬妖僧繼曉，並罪中貴梁芳。」 孟森也同意，成化年間除了宦官之外，更有繼曉等「妖僧」當道。 但由於梁芳等人深得萬貴妃歡心，而萬貴妃也是憲宗的寵妃，林俊的上疏無疑令到憲宗龍顏大怒，立即把林俊下詔獄考訊。 憲宗打算誅殺林俊，而張黻等人出言相救，也被牽連一同下獄。林俊得以不死，只是被貶為姚州判官，全靠懷恩襄助，據《貂璫史鑒》記載：
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於家，稱疾不起。
由這則記載可見，懷恩膽敢違抗聖旨，拒絕遵從殺林俊的諭旨，並為林俊申冤。憲宗一怒之下，將御用墨硯扔向懷恩。《玉堂叢語》補充道：「恩以首承硯，不中。」 但懷恩未有「悔意」，他更脫下官帽，明言他不能再服侍憲宗了。他藉此暗示自己不會屈服，即使被貶、被殺也不會後悔。可是，憲宗未有如懲罰張黻一樣嚴懲懷恩，他只是命人把懷恩請離東華門。於是，懷恩稱病在家休養，不再見憲宗。值得注意的是當憲宗怒氣漸解之後，更派太醫向懷恩問診，同時釋放林俊。 由此可見，憲宗可是相當重視懷恩的意見。懷恩為林俊求情之後，應該令到憲宗回心轉意，不殺林俊。只不過為顧及自己的顏面，憲宗固然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李良翰也對林俊一事有類近的評價：「林俊志在盡忠……即其間，有朝陽鳴鳯如林俊者，按萬安輩謀國失體，而臺諌無一人言其非者。懷內監（懷恩）之力救，其何能免殺。」
值得注意的是，與憲宗打算更易太子一事的劇本一樣，恰恰都是有天災示警，如今次則恰恰有星變。憲宗認為誅殺林俊一事可能觸發了上天的警示而後悔。 為免逆天而行，於是將林俊「重罪輕罰」，貶了他的官位。原本吏部打算把他調往山西石州，然後再命他調去更遠的雲南姚州，以給憲宗一個下台階。
巧妙的是，在幾個月之後，成化二十一（1485）年正月，適逢星變，「妖僧」繼曉也同時被革除官位、貶為平民；林俊亦都同時得以官復原職。 或許所謂地震、星變，只是給皇帝下台階、或者實踐政治目的的一個藉口而已。無論如何，從上述記載可見，懷恩在營救林俊一事可謂不遺餘力，免他被梁芳等弄權之人所害。
此外，懷恩也曾舉薦或力保「弘治三臣」，儘管他並非每次都能如願。雖然「弘治三臣」主要活躍在孝宗一朝，但三人在憲宗在位時已經漸露光芒。成化十一年（1475），馬文升晉升為兵部右侍郎。成化十二年（1476）八月，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向憲宗陳上邊計十五事，以禁絕當時貪贓枉法的行為。 成化十四年（1478），其中一名十分貪財的巡撫陳鉞打算掩飾自己邀功、濫殺無辜的行為而引起地方動亂。汪直打算藉此機會加強在遼東軍務的影響力，於是向憲宗提出由他（汪直）本人親自平亂的提議。 憲宗於是命令懷恩與內閣商議，懷恩向內閣和兵部提出派遣馬文升出征的建議，以阻止汪直的勢力進一步坐大。憲宗也接納了懷恩的建議，命令馬文升出征平亂，令汪直深感不滿。汪直打算派遣其心腹王英陪同出征，卻被馬文升婉拒了。 馬文升平亂相當成功，而汪直亦在得到憲宗允許後，派王英到中途「平亂」，藉此邀功。其後，陳鉞依附汪直，以期報復馬文升。 一日，余子俊上疏彈劾陳鉞，陳鉞以為是馬文升在背後唆擺。於是，汪直和陳鉞以馬文升「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上奏彈劾他。而馬文升被下詔獄，貶於重慶衛。由此可見，懷恩在此事開首確實能阻止汪直藉機擴大軍權，更令馬文升得以立功。可惜，汪直其後設計陷害馬文升，而歷史材料也未交代懷恩在馬文升被誣陷後的角色。暫時唯一可證明的是懷恩確實是知人善任，亦曾努力阻止汪直擴大權勢。
另外，懷恩也曾力救劉大夏。劉大夏，字時雍，華容縣人，弘治年間曾任兵部尚書，被譽為「廉方公正，施而不私」之人。 天順八年（1457—1464），劉大夏中進士。 成化年間，宦官阿九的兄長曾因犯罪而被劉大夏所笞，決意為他報仇，在憲宗面前誣蔑劉大夏。 據載，阿九在一日憲宗齋禱期間向憲宗說：
「陛下慈悲，奈群臣不體聖意。即如兵部郎中，齋而淫笞人……」憲宗大怒，捕繫詔獄，使中貴尚明緝大夏。
幸好得太監懷恩力救，劉大夏僅僅被杖二十而後獲釋， 還官復原職。 至於懷恩如何力救，史書則未有紀錄之。但與馬文升一例相同的是，懷恩都是注意到朝中那些是忠直之士，並盡能力積極輔助他們。有趣的是，衛建林提到馬文升和劉大夏在弘治年間出任兵部尚書時，「絕非折節逢迎宦官的軟骨頭」，而孝宗且召見劉大夏時，內侍更加要退避三舍。 似乎部分史家都是對於宦官與外臣「交通」持負面觀感。然而，如按上文所引錄的歷史材料，他們兩人都在一定程度得到內臣懷恩的幫助，不論成效如何。由懷恩的個案可見，似乎不論宦官的「善惡」，外廷官員的政治生涯似乎與宦官也有緊密的關係，不論這種關係被定性為較負面的「勾結」，還是較正面的「輔政」。
再者，王恕也是得懷恩力薦而得以於孝宗一朝顯達。王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幼承庭訓，年僅三十多歲就成為進士，入翰林院辦事。 而王恕不喜歡雕琢文辭，而好「明體適用」之經術。 成化年間，王恕時任都御史，經常上疏彈劾汪直。幸好懷恩「力扶之，卒免於禍。」 據聞，每當王恕上疏，經懷恩之手轉交憲宗時，懷恩每次都會嘆息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巳。」 雖則史家之筆法或有溢美之處，這仍可見懷恩和王恕同為忠直之人，兩人惺惺相惜的形象。孝宗即位後，懷恩「力言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 於是，王恕得以成為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一職。 不過，以下有一則來自趙翼（1727—1814）的記載，可謂相當有趣，對懷恩和王恕的關係有另一番解讀，也是和本文前段所論的互相呼應：
案王恕不能用正人，亦由司禮監懷恩以恕忠義，勸孝宗用之，故得行其志。天啟（1621—1627）初，起用鄒元標（1551—1624）、王德完（1562—1621）諸賢，亦由司禮王安聽汪文言（？—1625）之言，是以博采人望，布列庶位，是吏部亦恃宦官之力，其權在吏部上，更可知矣！
趙翼的說法相當有趣。他將王恕被懷恩提拔，與天啟年間的鄒元標、王德完被當時的司禮監太監王安舉薦而見用相提並論，並非用以證明太監們「知人善任」，而是為了證明吏部「恃」宦官的力量而用人。從一「恃」字可見，趙翼對於這些現象頗有微言，認為宦官們干預吏部選人的決定。由此可見，到底懷恩是「干預」朝政，還是「輔助」皇帝施政，只是一線之差。史家對於宦官的評價，取決於宦官的「善惡」而定，既無制度的保障，亦都沒有太強的合法性，全都視乎皇帝個人喜惡而定。若能退後一步思考，或許懷恩和其他「作惡多端」的宦官一樣，他所運用之權力都是法外之權。而懷恩獨到之處，在於他沒有運用權力謀取一己私利，以致他得以在歷史上留下清譽。
參考資料：
- 王世貞、董復：《弇州史料前集》（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4年）。
- 何喬遠（1558—1632）：《名山藏》（明崇禎刻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0年）。
- 李良翰、顧充：《歷朝捷錄題評》（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4年）。
- 李樂、朱國禎：《見聞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陳建：《皇明通紀》（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4年）。
- 趙翼：《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鮑應鰲：《皇明臣謚彙考》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鈔浙江巡撫采進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0年）。
作者：張瑋宗，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主修中國歷史及文化。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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