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說到宦官「有否接受過教育」與其「是否亂政」沒有必然關係。今回，將會說到宦官懷恩與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年，1487-1505年在位）皇位繼承的關係，懷恩的史例證明了宦官並非如後人所想的全部都是禍國亂臣。
據筆者考察，太監懷恩在孝宗繼承憲宗皇位一事上起了一些微妙的作用。不論時代，論者每每會將宦官「操縱」皇帝廢立突顯宦官以權謀私的陰暗面。沈德符（1578—1642）提到：「唐世中葉後，宦官廢立，竟成恒事。本朝（明朝）家法至嚴，絕不聞此事。」然而，宦官作為皇帝最親近的群體，就算他們沒有「操縱」皇位繼承，或多或少也會影響到皇帝的決定。
如孟森所言，成化間的「太平」之象是指「其不擾民生之故」，然而當時的朝政也是相當「穢濁」的，如萬貴妃（1430—1487）對干預朝政的力度可謂一時無兩。萬貴妃在四歲時已經入宮，為明宣宗時的皇后、即憲宗時的孫太后的宮女。由於萬貴妃「機警善迎帝意」，深得明憲宗的歡心。據孟森（1868—1938）所言，不論是宦官、方士、人都是以結交萬貴妃為「進身之階」。憲宗的皇后吳氏（？—1509）更因杖了萬貴妃而被憲宗廢了皇后名號，足見萬貴妃甚得聖寵。然而，孝宗朱祐樘的生母是紀氏（1451—1475）而非萬貴妃。儘管萬貴妃接近日日伺候憲宗，但是她還沒有懷有龍種。因此，紀氏有身孕後為萬貴妃所妒忌。據《明史》所言，萬貴妃知道紀妃懷有身孕之後，曾命婢女去迫她墮胎。幸而，那些婢女向萬貴妃謊報紀妃只是有病才會肚子脹。紀氏於是遷往安樂堂居住，其後誕下孝宗。
誕下皇子後，紀氏更要「潛育西宮」，以保自己和未來的孝宗萬全，有說連當時的皇帝憲宗也不知悉紀氏誕下皇嗣一事。到了朱祐樘五六歲，紀妃仍「不敢剪其胎髮」，以免被人發現。如以上述記載為基礎，可見孝宗日後得以順利繼承大統，實不容易。憲宗自賢妃柏氏（1459—1527）之子、皇太子朱祐極（1469—1472）死後，終日悶悶不樂，對於自己日漸老去，但皇位仍未有適當接班人而相當焦慮。而太監懷恩在保存孝宗一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有關懷恩與孝宗「被發現」的記載有二，分述如下。
第一則是來自《御批歷代通鑒輯覽》：成化十一年（1475），曾任安樂堂門監的太監張敏被憲宗召見。憲宗再次表達自己老而無子的憂慮，而張敏卻為憲宗帶來驚喜。
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視泣下曰：「吾子也，類吾。」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並帝，意欲宣示外廷。
這則記載是相當有趣的。懷恩明顯地一早已知道紀妃懷有龍嗣，才會認同張敏所言，並指出皇子已經六歲大，現居於西宮。可見，懷恩是相當清楚皇子的情況。第二則記載則來自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他先引錄了以下這種頗為流行的說法，其後再作出反駁：
一日，上見百官奏，咄嗟嘆憤，太監懷恩奏：『萬歲有子在西宮已三歲。』上驚喜，敕百官語狀，召皇子。紀妃泣曰：『兒去，我不活矣。』皇子至，遂賀，頒詔天下，移紀居東朝，後尋賜死，或云自縊。後萬妃曾召皇子食，以有毒辭。妃因忿不能語，以致成疾。
綜合兩種說法的共通點，懷恩一方面一早知悉紀妃誕下皇子，另一方面他主動（第二則記載）或者被動（第一則記載）地向憲宗確認了皇子的真確性。換個角度看，懷恩和張敏知情不報、私藏皇子，理論上是犯了欺君之罪。然而，明憲宗竟然沒有責怪兩人，還喜極而泣，前往探望皇子，即是日後的明孝宗。這令我有所聯想，到底憲宗是否早已知道紀妃身懷皇嗣？上文提到，沈德符曾在援引那種流行的說法後作出反駁，他援引了尹文和《直瑣綴錄》作為證據：
此言（憲宗不知道紀妃誕下皇子之言）似是而實不然。按尹文和《直瑣綴錄》云：『紀后有娠，萬妃恚而苦之，上令托病處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皇子，密令內侍謹護。』則憲宗設計潛養他所，初非不知也。
如綜合以上三則記載來看，或許憲宗為免萬貴妃藉故害死小皇子，早已將紀妃誕下皇子一事告知「內侍」，命他們暗中保護之。待皇子長大成人後，憲宗只是借懷恩和張敏之口演一場「宮廷劇」，並藉此展示自己對朱祐樘的重視，確保紀妃之子能被順利立為皇太子。但無論明憲宗是否一早知悉紀妃懷有身孕，懷恩在此事擔當的角色也絕對不輕。前已論及在首兩則記載反映出懷恩的重要性，在此不再贅述了。即使在沈德符的反駁之中，看來懷恩並沒有參與在力保孝宗的過程之中。但沈德符提到憲宗秘密命令宦官於安樂堂「謹護」紀妃及朱祐樘。而既然憲宗是「密令」宦官，不想讓他人知曉，他肯定會交託於自己最信任、而且有一定實權的宦官。懷恩在當時已經高踞司禮監太監之位，可謂宦官群體之中的頭目之一，足見憲宗對他的信任。
雖然第二則記載沒有交代張敏的角色，但他也有很大機會如第一則記載所言，清楚紀妃誕下龍嗣一事，因為恰巧張敏就是安樂堂，即紀妃和朱祐樘居住之處的門監。當孝宗的皇子身份曝光後，憲宗與翰林院商議，為他定名為祐樘，命令宗人府將此書於於玉牒。如萬曆（1573—1620）年間的張世則所言：「又孝穆皇太后早薨逝，孝宗尚在襁袍，恩有保護功而未嘗與人言之。」由此可見，太監懷恩在保存憲宗血脈上有一定的角色，或多或少促成了後來孝宗的繼位。
此外，懷恩亦在憲宗易太子一事上為太子朱祐樘力爭。《明史》記載：「憲宗末，惑萬貴妃言，欲易太子，恩（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當時，太監梁芳、韋興等人非常奢侈，經常興建宮觀、搜羅寶石，以致七個儲金的倉窖「帑藏一空」，梁芳向憲宗解釋道：「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然而，憲宗見狀仍然相當不滿，對梁芳等人云：「吾不與汝算，自有後人（即皇太子朱祐樘，日後的孝宗）與汝計。」於是，梁芳等人相當畏懼，畏懼得「寢食俱廢時」，於是勸萬貴妃進言，力勸她向憲宗提出更易太子，建議以當時較取得憲宗歡心的興王為太子。或許是因為萬貴妃力勸，憲宗的確有意改立興王為太子，並召見懷恩。然而，懷恩以死相諫，拒從皇命，不願為憲宗傳旨。《玉堂叢語》記載：
間召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
如蔡石山所言，明代宦官已經成為行政系統的第三分支，亦有參與大部份與朝政相關的重要事務。因此，明憲宗「微露其意」、變相「諮詢」懷恩的意見也是有可能的。這則記載展現出懷恩的忠直形象。為免有負於天下，懷恩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以死相諫。懷恩前往鳳陽後，另一位同樣賢能的太監覃昌（1433—1493）接替他的職務。他的回應比懷恩相對溫和。他以自己未有能力勝任改立太子此等大事，加上廢太子務必要經內閣下詔，勸憲宗與外廷輔臣萬安（1419—1489）、劉珝（1426—1490）等商議後再行決定。劉珝等人亦因此上諫憲宗不要改易太子。或許懷恩深知是次易儲並非單是憲宗的主意，而是萬貴妃和一眾佞宦在背後的唆擺，因此懷恩才會以死力諫。當然，以死力諫的效果如何就見仁見智。但若非懷恩率先力抗憲宗的旨意，未必能拖延時間，令到和一眾閣臣「軟抵抗」憲宗改立太子之意。最後，憲宗也沒有改立太子，美其名是因為泰山地震，憲宗「心懼」，要順應天命。
會泰山震，內台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帝，東朝即上帝之子也……』上首肯，始詔為東駕選妃，不易太子矣……
憲宗聽從占卜師所言，要在東宮舉辦喜事來化解泰山地震顯示的不祥之兆。或許也是因為懷恩的激烈反對，加上閣臣的「軟抵抗」回應，以致憲宗也有所動搖，才藉故將更易太子一事作罷，更藉詞為太子選妃沖喜。沈德符認為：「孝宗龍飛，當以懷恩為首功。」吳瑞登也提到：「而懷恩以死自爭，則孝廟中興之烈，何由見也。然則懷恩、昌之力，詎可誣哉！」自從更易太子一事失敗之後，朱祐樘的太子地位更為鞏固。據《明史》記載：孝宗即位後，立即召回身在鳳陽的懷恩掌司禮監。
當中或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懷恩對朝廷忠心不二、孝宗對此相當欣賞而重用之；二是因為懷恩在力保孝宗登基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孝宗登基後當然要「論功行賞」。而懷恩因為力保孝宗、向憲宗死諫被貶，情理上孝宗也要恢復懷恩原職。「上既即位，常思念之。王恕、馬文升、懷恩皆特旨召用，不由外朝論薦。」可惜如前文所言，懷恩回京後不久就過世了。萬貴妃於憲宗一朝「幾傾皇嗣」，孝宗既非萬貴妃的親生子，生母紀妃亦懷疑被萬貴妃所害，他仍然得以順利繼承皇位，實在有賴不同人包括懷恩的協助。由此推斷，懷恩在孝宗繼承大統的過程中，發揮著微妙的作用。
參考資料：
一手資料
- 毛奇齡（1623—1716）：《勝朝彤史拾遺記》（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年）。
- 徐鹹：《徐襄陽西園雜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 乾隆、傅恆等：《御批歷代通鑒輯覽》（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許浩：《復齋日記》（明歷代小史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年）。
- 焦竑、顧思：《玉堂叢語》（明萬曆四十六年徐象橒曼山館刻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4年）。
研究成果：
- 孟森：《明史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翦伯贊：〈論明代閹宦及閹黨政治〉，輯錄於《中國史論集》（臺北：文學史料研究會，1943年），頁180-195。
作者：張瑋宗，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主修中國歷史及文化。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