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忠直宦官系列】宦官擁立明朝皇帝的正面影響力

【明代忠直宦官系列】宦官擁立明朝皇帝的正面影響力

上回說到宦官「有否接受過教育」與其「是否亂政」沒有必然關係。今回,將會說到宦官懷恩與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年,1487-1505年在位)皇位繼承的關係,懷恩的史例證明了宦官並非如後人所想的全部都是禍國亂臣。

據筆者考察,太監懷恩在孝宗繼承憲宗皇位一事上起了一些微妙的作用。不論時代,論者每每會將宦官「操縱」皇帝廢立突顯宦官以權謀私的陰暗面。沈德符(1578—1642)提到:「唐世中葉後,宦官廢立,竟成恒事。本朝(明朝)家法至嚴,絕不聞此事。」然而,宦官作為皇帝最親近的群體,就算他們沒有「操縱」皇位繼承,或多或少也會影響到皇帝的決定。

如孟森所言,成化間的「太平」之象是指「其不擾民生之故」,然而當時的朝政也是相當「穢濁」的,如萬貴妃(1430—1487)對干預朝政的力度可謂一時無兩。萬貴妃在四歲時已經入宮,為明宣宗時的皇后、即憲宗時的孫太后的宮女。由於萬貴妃「機警善迎帝意」,深得明憲宗的歡心。據孟森(1868—1938)所言,不論是宦官、方士、人都是以結交萬貴妃為「進身之階」。憲宗的皇后吳氏(?—1509)更因杖了萬貴妃而被憲宗廢了皇后名號,足見萬貴妃甚得聖寵。然而,孝宗朱祐樘的生母是紀氏(1451—1475)而非萬貴妃。儘管萬貴妃接近日日伺候憲宗,但是她還沒有懷有龍種。因此,紀氏有身孕後為萬貴妃所妒忌。據《明史》所言,萬貴妃知道紀妃懷有身孕之後,曾命婢女去迫她墮胎。幸而,那些婢女向萬貴妃謊報紀妃只是有病才會肚子脹。紀氏於是遷往安樂堂居住,其後誕下孝宗。

誕下皇子後,紀氏更要「潛育西宮」,以保自己和未來的孝宗萬全,有說連當時的皇帝憲宗也不知悉紀氏誕下皇嗣一事。到了朱祐樘五六歲,紀妃仍「不敢剪其胎髮」,以免被人發現。如以上述記載為基礎,可見孝宗日後得以順利繼承大統,實不容易。憲宗自賢妃柏氏(1459—1527)之子、皇太子朱祐極(1469—1472)死後,終日悶悶不樂,對於自己日漸老去,但皇位仍未有適當接班人而相當焦慮。而太監懷恩在保存孝宗一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有關懷恩與孝宗「被發現」的記載有二,分述如下。

第一則是來自《御批歷代通鑒輯覽》:成化十一年(1475),曾任安樂堂門監的太監張敏被憲宗召見。憲宗再次表達自己老而無子的憂慮,而張敏卻為憲宗帶來驚喜。

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曰:「安在?」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視泣下曰:「吾子也,類吾。」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並帝,意欲宣示外廷。

這則記載是相當有趣的。懷恩明顯地一早已知道紀妃懷有龍嗣,才會認同張敏所言,並指出皇子已經六歲大,現居於西宮。可見,懷恩是相當清楚皇子的情況。第二則記載則來自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他先引錄了以下這種頗為流行的說法,其後再作出反駁:

一日,上見百官奏,咄嗟嘆憤,太監懷恩奏:『萬歲有子在西宮已三歲。』上驚喜,敕百官語狀,召皇子。紀妃泣曰:『兒去,我不活矣。』皇子至,遂賀,頒詔天下,移紀居東朝,後尋賜死,或云自縊。後萬妃曾召皇子食,以有毒辭。妃因忿不能語,以致成疾。

綜合兩種說法的共通點,懷恩一方面一早知悉紀妃誕下皇子,另一方面他主動(第二則記載)或者被動(第一則記載)地向憲宗確認了皇子的真確性。換個角度看,懷恩和張敏知情不報、私藏皇子,理論上是犯了欺君之罪。然而,明憲宗竟然沒有責怪兩人,還喜極而泣,前往探望皇子,即是日後的明孝宗。這令我有所聯想,到底憲宗是否早已知道紀妃身懷皇嗣?上文提到,沈德符曾在援引那種流行的說法後作出反駁,他援引了尹文和《直瑣綴錄》作為證據:

此言(憲宗不知道紀妃誕下皇子之言)似是而實不然。按尹文和《直瑣綴錄》云:『紀后有娠,萬妃恚而苦之,上令托病處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皇子,密令內侍謹護。』則憲宗設計潛養他所,初非不知也。

如綜合以上三則記載來看,或許憲宗為免萬貴妃藉故害死小皇子,早已將紀妃誕下皇子一事告知「內侍」,命他們暗中保護之。待皇子長大成人後,憲宗只是借懷恩和張敏之口演一場「宮廷劇」,並藉此展示自己對朱祐樘的重視,確保紀妃之子能被順利立為皇太子。但無論明憲宗是否一早知悉紀妃懷有身孕,懷恩在此事擔當的角色也絕對不輕。前已論及在首兩則記載反映出懷恩的重要性,在此不再贅述了。即使在沈德符的反駁之中,看來懷恩並沒有參與在力保孝宗的過程之中。但沈德符提到憲宗秘密命令宦官於安樂堂「謹護」紀妃及朱祐樘。而既然憲宗是「密令」宦官,不想讓他人知曉,他肯定會交託於自己最信任、而且有一定實權的宦官。懷恩在當時已經高踞司禮監太監之位,可謂宦官群體之中的頭目之一,足見憲宗對他的信任。

雖然第二則記載沒有交代張敏的角色,但他也有很大機會如第一則記載所言,清楚紀妃誕下龍嗣一事,因為恰巧張敏就是安樂堂,即紀妃和朱祐樘居住之處的門監。當孝宗的皇子身份曝光後,憲宗與翰林院商議,為他定名為祐樘,命令宗人府將此書於於玉牒。如萬曆(1573—1620)年間的張世則所言:「又孝穆皇太后早薨逝,孝宗尚在襁袍,恩有保護功而未嘗與人言之。」由此可見,太監懷恩在保存憲宗血脈上有一定的角色,或多或少促成了後來孝宗的繼位。

此外,懷恩亦在憲宗易太子一事上為太子朱祐樘力爭。《明史》記載:「憲宗末,惑萬貴妃言,欲易太子,恩(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當時,太監梁芳、韋興等人非常奢侈,經常興建宮觀、搜羅寶石,以致七個儲金的倉窖「帑藏一空」,梁芳向憲宗解釋道:「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然而,憲宗見狀仍然相當不滿,對梁芳等人云:「吾不與汝算,自有後人(即皇太子朱祐樘,日後的孝宗)與汝計。」於是,梁芳等人相當畏懼,畏懼得「寢食俱廢時」,於是勸萬貴妃進言,力勸她向憲宗提出更易太子,建議以當時較取得憲宗歡心的興王為太子。或許是因為萬貴妃力勸,憲宗的確有意改立興王為太子,並召見懷恩。然而,懷恩以死相諫,拒從皇命,不願為憲宗傳旨。《玉堂叢語》記載:

間召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

如蔡石山所言,明代宦官已經成為行政系統的第三分支,亦有參與大部份與朝政相關的重要事務。因此,明憲宗「微露其意」、變相「諮詢」懷恩的意見也是有可能的。這則記載展現出懷恩的忠直形象。為免有負於天下,懷恩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以死相諫。懷恩前往鳳陽後,另一位同樣賢能的太監覃昌(1433—1493)接替他的職務。他的回應比懷恩相對溫和。他以自己未有能力勝任改立太子此等大事,加上廢太子務必要經內閣下詔,勸憲宗與外廷輔臣萬安(1419—1489)、劉珝(1426—1490)等商議後再行決定。劉珝等人亦因此上諫憲宗不要改易太子。或許懷恩深知是次易儲並非單是憲宗的主意,而是萬貴妃和一眾佞宦在背後的唆擺,因此懷恩才會以死力諫。當然,以死力諫的效果如何就見仁見智。但若非懷恩率先力抗憲宗的旨意,未必能拖延時間,令到和一眾閣臣「軟抵抗」憲宗改立太子之意。最後,憲宗也沒有改立太子,美其名是因為泰山地震,憲宗「心懼」,要順應天命。

會泰山震,內台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帝,東朝即上帝之子也……』上首肯,始詔為東駕選妃,不易太子矣……

憲宗聽從占卜師所言,要在東宮舉辦喜事來化解泰山地震顯示的不祥之兆。或許也是因為懷恩的激烈反對,加上閣臣的「軟抵抗」回應,以致憲宗也有所動搖,才藉故將更易太子一事作罷,更藉詞為太子選妃沖喜。沈德符認為:「孝宗龍飛,當以懷恩為首功。」吳瑞登也提到:「而懷恩以死自爭,則孝廟中興之烈,何由見也。然則懷恩、昌之力,詎可誣哉!」自從更易太子一事失敗之後,朱祐樘的太子地位更為鞏固。據《明史》記載:孝宗即位後,立即召回身在鳳陽的懷恩掌司禮監。

當中或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懷恩對朝廷忠心不二、孝宗對此相當欣賞而重用之;二是因為懷恩在力保孝宗登基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孝宗登基後當然要「論功行賞」。而懷恩因為力保孝宗、向憲宗死諫被貶,情理上孝宗也要恢復懷恩原職。「上既即位,常思念之。王恕、馬文升、懷恩皆特旨召用,不由外朝論薦。」可惜如前文所言,懷恩回京後不久就過世了。萬貴妃於憲宗一朝「幾傾皇嗣」,孝宗既非萬貴妃的親生子,生母紀妃亦懷疑被萬貴妃所害,他仍然得以順利繼承皇位,實在有賴不同人包括懷恩的協助。由此推斷,懷恩在孝宗繼承大統的過程中,發揮著微妙的作用。

參考資料:

一手資料

  1. 毛奇齡(1623—1716):《勝朝彤史拾遺記》(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年)。
  2. 徐鹹:《徐襄陽西園雜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3. 乾隆、傅恆等:《御批歷代通鑒輯覽》(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4. 許浩:《復齋日記》(明歷代小史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年)。
  5. 焦竑、顧思:《玉堂叢語》(明萬曆四十六年徐象橒曼山館刻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14年)。

研究成果:

  1. 孟森:《明史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 翦伯贊:〈論明代閹宦及閹黨政治〉,輯錄於《中國史論集》(臺北:文學史料研究會,1943年),頁180-195。

作者:張瑋宗,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主修中國歷史及文化。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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