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國文人思想價值觀「天崩地裂」的時代，在於明代（1368-1644）初年以來所發展的中華正統觀念，一直強化了士人視漢族為中華，非處於華夏者則為夷狄，所以嚴守華夷之分必有其必要性，這當然出於明初朱元璋的反蒙古政策背後的文化種族思想。而在吳三桂（1612-1678）因「衝冠一怒為紅顏」而引清兵入關以後，除了「闖賊」李自成（1609-1645）的農民軍隊節節敗退外，南明政權（1644-1662）亦因而在清朝（1644-1912）八旗軍的猛攻下岌岌可危。
滿洲人的剃髮易服政策無疑是以夷變夏之舉，但明代士人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似乎於實際上的「生與死」問題上有所衝突。據學者統計，明末清初的漢臣大多選擇投降或隱居山林，為國殉死者為數不多，堅持抗清者亦不多，張煌言（1620-1664）便是少有不投降、不妥協、不談判的南明大將。
據民國初年所修《清史稿》所載，張煌言少年時已有匡扶社稷之志，並時常慷慨論兵事。張氏於崇禎十五年（1642）中舉人，並於弘光元年（1645，清順治二年）加入了以魯王（朱以海，1618-1662年，1645-1653年任南明監國之位）為首的浙東政權，雖然後來南明宗室新立永曆帝（朱由榔，1623-1662年，1646-1662年在位南明皇帝），但張煌言始終忠於魯王，至魯王除去自身「監國」之位，張氏才肯轉投永曆帝旗下繼續為南明抗清大業奮鬥。張煌言在此期間，曾經與其他抗清大將如鄭成功（1624-1662）、張名振（？-1656）合作反攻，諸如曾在永曆八年（1654，清順治十一年）曾經攻入長江，並抵達南京城外的燕子磯，據說，當時「諸軍直抵金山，遙祭孝陵，三軍慟哭」，並令「南都震恐」，但因「上游人待接應者愆期不至，諸軍深入」而罷。
而永曆十三年（1659，清順治十六年）是整個反清復明大業最具希望之一年，似乎南明真能夠光復國土，原因在於，是年張煌言與鄭成功會師北伐，曾經一度光復江南之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四府，據其遺著《北伐得失紀略》所言：
「七日抵蕪湖，傳諭諸郡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凡得府四、州三，縣則二十四焉。先是余之按蕪也，兵不滿千，船不滿百，惟以先聲相號召，大義為感孚，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地方，秋毫不犯。有游兵闖入剽掠者，余擒治如法。以故遠邇壺漿恐後，即江楚、魯、衛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禡旗相應。」
以光復四府、三州、二十四縣之勢，明軍似乎能夠以此為根據地，以人心思明的漢人為基礎，而討伐滿洲人所佔據的北京，然後光復全國。但由於後來鄭成功因輕敵而中了清軍緩兵之計，兵敗南京城外後便自長江撤軍，令張煌言又因孤立無援而被逼撤退至淅東，但又在撤退期間多次被清軍圍攻。張煌言經番轉折歷「二千餘里」後，才得以轉而前往臺灣鄭氏政權處。而據現存文獻所見，清朝曾經多次甘詞利誘，希望招降張煌言，但張氏始終都不屈其志，在回覆清朝招降書信上，多在清朝官員前加「偽」字，如〈復偽總督郎廷佐書〉、〈復偽安撫書〉等等，可見其堅志不屈的氣節。
即使在永曆十五年（1661，清順治十八年）時，清廷早已因經濟情況漸漸改善，再加上所實行的尊孔崇儒政策而得到大部份漢人認同，繼而令南明抗清事業大受挫敗之時，張煌言即使知道清軍已攻伐永曆帝所處的滇中，他亦希望永曆皇帝能夠「親統六師，出臨滇蜀」。但於翌年，噩耗接踵而來，南明桂王被清兵所殺，鄭成功將軍卒於臺灣，張煌言在此天昏地暗之時又主張，重新以魯王為南明監國繼續抗清，他本人將「自當誓師討賊，以維繫人心，以嗣續正統」，但不久後魯王又因哮喘病時的痰卡在喉嚨裏窒息而亡，令明朝朱氏血統至此完全斷絕。見光復大業已完全無望的張煌言非常心灰意冷，他便決定歸隱田園。
但對張氏仍不放心的清廷決定派人將張煌言逮捕至寧波，起初清廷待其如上賓並勸其降清，但煌言回道：「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而賦詩兩首以表心跡，其曰：「衣冠獨帶雲霞色，旂旆長懸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張氏多次拒降令清人無計可施，故後者決定將其於杭州問斬，以免留有後患。臨刑前又賦一首〈絕命詩〉：「我年適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最後在鎮江處問斬。
正如學者所評論一樣，張煌言一生不易向現實低頭，並為了「一姓之忠」、「堅貞不二」的傳統理念，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包括眼見志同道好的好友與戰友相繼殉難之悲、因忠孝兩難全而連累家人之痛。但雖然如此，張煌言並未有絲毫後悔，反而求仁得仁，死而無憾也。雖然人在面對死亡時難免會因軟弱而有所妥協，這點殊屬可理解之範圍內，但更令動容的正是如張煌言般的抗清氣節，那種始終如一的忠誠和不屈精神，充滿了具悲壯意味的無限偶像魅力，無論是在傳統儒家倫理或是現代人的道德觀念上，張煙言的事跡依然值得後人所稱頌和銘記。
參考資料：
-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2022年）。
- 陳永明：《從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張煌言形象的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