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618-907）韓愈（768-824）曾經於〈原道〉中指：「孔子（筆註：前551-前479年）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意思指，當中原地區的華夏文化進入四方諸夷的地方，就會變成夷狄文化，而夷狄文化在進入中原地區時則會轉變成華夏文化之其中一部份。這句說話成為了後世中華意識之肇始，指出中華文化在文化、思想、傳統、倫理上都具有優越性，並且作為東亞漢字文化圈中那「不可避的他者」，中華文明對韓國、日本、越南、琉球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明朝強調漢族中華文化作為「中華」正統時，日本和韓國都繼承了這種取向，這便影響了日韓兩國後來理解明清鼎革的思路。
在明朝（1368-1644）憤青方孝孺（1357-1402）的影響下，他所定義的中華正統是結合了儒家思想、種族主義、地域界限等等元素，指出只有在關內十八省的漢地內所持有的儒家思想，才算是正統中華意識，而一切在中國以外的種族全都是不文明的禽獸，就算是以事大慕華的韓國，抑或是作為「守禮之邦」的琉球，也只不過是文明一點的野蠻人而已。故此，在他們心中皇明中華在被農民軍領袖李自成（1606-1645）以及北方滿洲軍隊夾攻而消亡後，他們便在這個文化種族主義的角度下，重新理解「中國」、「中華」為何物。
韓國視清軍圍攻朝鮮南漢山城為「丙子胡亂」（1636），朝鮮是保存中華文化的「小中華」；而亦自視為「小中華」的日本視中國政權變革為「華夷變態」，中華與夷狄竟然在如今亂了位置，昔日作為天朝上國的皇明如今消失在歷史舞台上，而那個四處搶掠而且不諳儒定仁政禮治思想的滿洲蠻夷，竟然入主了中國並管治著代表著中華的漢人。所以日本思想家山鹿素行（1622-1685）在他所撰寫的《中朝事實》中，就認為現今佔據漢地的清朝（1644-1912），只是一個起自長城以北的野蠻民族管治下的征服皇朝，而縱觀於中國歷史，不同的皇朝因為易姓革命而不停建立和被推翻，這與強調君臣之義和血脈皇統的日本不同，日本卻自第一代神武天皇之後「萬世一系」。所以他《中朝事實》中指出：
皇族血統一旦確立，就會世代相傳，一成不變。……從創世到第一個人類皇帝出現，已經過去了大約二百萬年，從第一個人類皇帝到今天，已經過去了二千三百多年……皇族血統從來都沒有改變過，從來也沒有。
在山鹿素行的邏輯下，中國在明清變革後就沒有資格稱為「中國」、「中華」，故日本稱清治中國為「外朝」，稱日本自身為「中華」、「中朝」、「中國」，只有日本才配稱「中華文明之土」。即使是與中國只相隔一江鴨綠水的朝鮮，亦稱「明室猶存鴨水之東」，甚至朝鮮朝廷內亦有主張「北伐復仇」的大臣，聲稱要乘清朝內部三藩之亂時北伐消滅滿清政權，但最後不了了之。
雖然韓國和日本一直都關心在清治中國下的新聞，諸如日本透過長崎的唐船來收集中國情況，但兩國始終在中國清朝年間都對中國事務保持距離，令日韓兩國發展出具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身份認同，這在跨文化歷史現象來說是非常有趣的。
參考資料：
- 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
- 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臺北：黎明文化，1981年）。
- 黃俊傑：〈論中國經典中「中國」概念的涵義及其在近世日本與現代臺灣的轉化〉，載於《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3卷第2期（總第6期），2006年12月，頁91-100。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