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軍在1841年佔領香港，並在1842年的《南京條約》確認對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地位後，為了避免中國民族主義在香港發展，一直都刻意避免發展中國歷史教育，以維持以華人作大多數人口的香港的社會穩定。中國史部份在香港英治時代的學制內，一直被包含在「世界史」的科目以內。而在1949年大陸易幟後，許多逃難來港的文人認為在中共管治下的中國，中國文化必將遭遇「花果飄零」的境況，故此一直都努力在自身影響範圍下，推動國史、國學教育，以保存正統的中華文化。
談到這點，許多人會提到錢穆（1895-1990）、唐君毅（1909-1978）諸先生於建立新亞書院、中文大學時的貢獻，卻忽略了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在保存國學的道路上，亦貢獻良多。尤其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期間，知識份子大舉攻伐傳統儒家倫理之際，港大中文學院卻依然教授經、史、子、集的傳統漢學。許地山（1893-1941）教授上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後，隨即仿傚西方學制，改「中文學院」為「中文系」，依舊為保存國學提供貢獻。在二戰後，羅香林（1906-1978）教授在上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之前，香港政府在1956年跟隨英國教育制度改革，將大學四年制改為三年制，而中學則由六年改為七年，即初中三年、高中兩年、預科兩年，以節省資源及加強整體中學學生的水平。
羅教授認為如果香港需要進行教育改革，那就必須提高預科生的學術水平，但同時間卻沒有由官方所制定之中國歷史課綱。故此，羅教授力促中文系方面制定香港大學入學試有關中國歷史的範圍以及課綱，並編纂《中國文選》，以供中學生在準備入學試時有參考書目。而因為當時公開考試制度並不成熟，大學制定入學試內容就等同影響中學課程的教授內容，故此港大入學試有對中學課程極大影響力。
羅教授當時認為大學文科考試缺乏中國歷史的內容，致使中學課程並不重視此關乎國族身份的學問，而香港學生亦對本國國族文化缺乏基本認識。有見及此，羅教授推動大學當局在港大入學試中增設「中國歷史科」，分為A卷及B卷，A卷供報考文學院的考生作答，程度相對較深。而B供則提供予其他學院的考生應考，程度相對較淺，羅教授此舉是為了令所有入讀香港大學的學生有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基本認識。
而羅教授亦在參考書目《中國文選》處加入中國學術文化元素，他又將清人杜詔（1666-1736）所撰的《讀史論略》、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自身所著的《中國通史》及《中國民族史》等書籍，列為中國歷史科的指定讀物。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為，正如前中文系主任馬蒙教授（1916-2006）所說：「港大預科考試創設中國歷史科，主要是出於香老的倡議和籌劃。」
雖然曾經有學者研究過香港中國歷史科課程的演變，並能夠指出不同年代由教育司署（香港政權移交後曾改稱教統局，現稱教育局）所頒布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的特點為如何。以及其他南來學者對於建構「文化中國」的努力。但是，卻未有連結到羅香林教授從中所作出的貢獻，而課綱的內容很大程度都是建基於羅教授的歷史教育思想，並且制度層面上，羅教授在當時香港大學作為香港最高學府時所作出的貢獻與影響。而且，如非羅教授堅持要在香港大學入學試中增加中國歷史科的內容，今天香港的中學課程中亦未必會有中國歷史科的存在。
參考資料：
- Flora L. F. Kan, 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Politics and Identi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朱維理：〈香港的「中國」歷史意識：1960年代以來初中中國歷史教科書與社會論述的轉變〉，載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思想31：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台北：聯經出版，2016年），頁97-131。
- 余偉強編：《羅香林教授紀念集》（香港：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1979年）。
- 馬楚堅：〈羅香林教授與香港大學中文學術權威之建立及其振行〉，載於《明清史集刊》，第十二卷（2017年6月），頁336-358。
- 陳沛滔：〈羅香林教授歷史教育思想探析〉，發表於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舉辦：「新材料與新方法：第二屆文史研究香港青年學者論壇」。2023年3月4日，於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清香慧演講廳。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