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前551-前479年）之作《春秋》、司馬遷（前145年-？）之作《史記》以後，撰史著其實與弘揚倫理道德的經學密不可分。而自唐代（618-907）設立國史館修官方史書後，歷朝歷代都會有「國亡史成」的傳統習俗，為前代修史的意思在於本朝已繼承前朝正統，前朝已亡，本朝已立。但是，官方所謂「正史」的撰史體裁，無一不是沿襲司馬遷的寫法，如記錄帝皇事跡的本紀、皇公貴族的世家等等。故傳統中國撰史體裁在中國近代史時，就被批評為「帝皇將相的家譜」，與中華民族主義的潮流不相符。梁任公啟超先生（1873-1929）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就便是了一位劃時代的學者，這主要體現在他對中國史學的革新。
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批評中國傳統史學有「四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又在此四端當中又生有「二病」：一、能鋪敍而不能別裁；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批評傳統中國史籍所關注的事，有一些與國家、國民有關的現實所脫節。在面對民族危機時，這些論述、體裁並沒有達到凝聚國民意識的作用。故此，他認為新史學應該要提倡民族主義，將史學與國家觀念掛勾。對於此，梁啟超在文中就坦言說：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遍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
他認為傳統中國史學的問題在於，體裁、文字對於國民而言艱澀難明，亦未有選擇歷史材料來就著某個主題而寫，讀史、閱史者亦不能從歷史變遷中有所感觸，在民族主義風行全世界之際，傳統史學難以建立國民身份。而社會科學的公理在於，歷史學能夠為研史者尋求歷史規律，以社會進化的角度尋求人類演化之公理。許多學者都認為，梁啟超的新史學是受到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Theory of Evolution）影響，演化出中國版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因在於當時中國面對著內憂外患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若不從歷史尋找身份，中國若不能雄立於世界之中，便面臨滅國滅種的危機。
在梁啟超之後，幾乎大部份學者皆以國家、國民本位的手法撰寫中國歷史，原因在於撰寫歷史不僅僅只被視為記錄歷史而已，其意義更在於教化民眾以自身本國之歷史，從而建立國族身份認同，凝聚國族以再造中華盛世，多了一層世俗功能。即使是後來的國學大師，如錢穆（1895-1990）、唐君毅（1909-1978）、羅香林（1906-1978）諸先生，亦是如此。可見，梁啟超對於近代中國史學發展而言，他的地位是極為重要的。
參考資料：
- Schneider, Julai C., Nation and Ethnicity: Chinese Discourses on 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Nationalism 1900s-1920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7).
- Szonyi, Michael (ed.), 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 (Malden and Oxford: John Wiley & Sons, 2017).
- 曹小文：〈新史學：二十世紀前後中國人心中的世界史——試論梁啟超的世界史觀〉，載於《學術研究》，2016年第2期，頁136-145。
- 梁啟超：〈新史學〉，載於劉柯編：《梁啟超史學論著四種》（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242-246。
- 陳沛滔：〈羅香林教授歷史教育思想探析〉，發表於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舉辦：「新材料與新方法：第二屆文史研究香港青年學者論壇」。2023年3月4日，於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清香慧演講廳。
- 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頁191-213。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哲學碩士生、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