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論及「歷史」、「歷史科」、「歷史教科書」時，均會提出「成王敗寇」的理論，認為歷史的敘事都只是由勝利者所撰，並不符合歷史現實。在現代中國歷史學的發展上，梁啟超曾經提出的「新史學」就指出，傳統中國史學也只是帝皇將相的家譜而已，不關心國家、民族、社會的全面發展，就令「歷史」這門學問被帝皇制度所壟斷。然而，這種看似偉大的論述是否就代表中國史學脫離了「成王敗寇」的模式呢？也非也。因為這種宏大的歷史敘事角度，只是取代了原本的帝皇角度，換了一個新方式來延續「成王敗寇」的歷史書寫方法。但又反過來問，歷史真的能夠完全脫離書寫的主觀，而改用完全的客觀角度呢？似乎答案又不是了。
「歷史」似乎從一開始，便非單純只是「記錄事情」而已，它反映更承載著不同的價值觀，如史家的個人觀點、敘事手法等等。東漢（25-220年）許慎（30-124）所編纂的《說文解字》當中，他就如此解釋「史」此字：「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清代儒者龔自珍（1792-1841）有道：「預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從上可看到，中國歷代學者已認知到歷史絕非只是鋪陳事情的特質，更有許多經世致用的功能。
於近代，不少學者都共同指出歷史教科書的撰寫以及其敘事系統，都受到現實的政治環境影響。在民族主義觀念流行以後，國家亦會透過在歷史當中發掘或創造象徵性事物，來建立一套合乎民族、國家利益的論述，並將這套論述作為學校、公眾歷史教育的模板，以劃清疆界、確立國權、分清族群，並培養學生以「愛國家、愛民族」的概念，確立國民身份認同。而歷史教育的本質為建立一套回憶系統，分開官方及民間兩個版本。學校所宣傳的官方歷史，與民間的集體回憶有時可以是互相抗衡的，官方歷史有時會「選擇性失憶」，但卻可以因為時局變遷，而將曾經「失去」的「回憶」重新恢復。至於民間教科書、通史讀物，卻是一種歷史話語權的爭奪，以抗衡官方版本所輸出的價值系統，有時會加入地方的鄉土意識，以表達對所屬地區的集體認同感。
而在中國，學者李懷印特別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三個流行的歷史敘事範式：一、以民族主義（Nationalism）為根基的現代化敘事系統；二、以馬克思主義（Marxism）為根基的革命敘事系統；三、文化大革命後挑戰革命傳統的「新啟蒙」敘事系統。中國歷史學界在敘述近代中國近代化進程時，亦必然會牽涉到對民族主義的論述，因為這在當時似乎是令國家變得「現代化」（Modernising）的意識形態，而這點就與「西化」的概念有所重疊。
而歷史教科書的撰寫時的取材如何，也很大程度反映了社會希望將甚麼價值觀、知識，傳承至下一代。這涉及至哲學層面上的認識論，不少人假設了「歷史」本身是客觀的，但在認識論上的客觀（Objectivity）與主觀（Subjectivity）是相對的。雖然歷史學者的理想都是追求歷史的「客觀事實」，但其所使用的筆法、所下的判斷，都很大程度上受到個人情感所影響。主觀、感性的取向成為了參考架構的重要一環。若無主觀的價值認同，亦從而無法得出客觀的歷史研究。對於避免論述流於情緒化，亦只能以學術訓練以及史學方法，用以減少不理性、情緒化的論述方法。
故此，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知識份子，在面對自鴉片戰爭起對中國天朝體制的衝擊時，認為自己的國家一直陷在外憂內患之中，他們需要有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敘事範式，來表達自身的國族主義情緒和敘述國族的集體記憶，這除了是建構一個新生的「中華民族」以外，更為該歷史敘事賦予更深層意義的社會功能，那就是要回應當時的國族危機。
這可以反映到，歷史敘事的角度往往與社會當時所面對的問題有關，歷史的敘事角度往往難以脫離撰史者本身的個人情感和理性訓練。歷史固然是尋找人類社會真理的重要方法，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便需抱持批判角度，來反思自身所接受的歷史敘事是否合符現實，又是否一個在理性和感性的邏輯上，都能夠通過批判原則的敘事。
參考書目：
- Alisa Jones, “Chang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y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Edward Vickers & Alisa Jones (edits.), History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st Asia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 65-100.
-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it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Hu Chang-Tz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Thinking in Modern China”, in Huang Chun-chieh & Jörn Rüsen (edits.),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iscussio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3-88.
- A. Passmore, “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y”, in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Vol. 33, No. 125 (April 1958), pp. 97-111.
- Li Huaiyin,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pp. 33-73.
- 李帆、韓子奇、區志堅編：《知識與認同：現代學者論教育及教科書》（香港：中華書局，2017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