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常以傳統朱程理學曾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女子無才便是德」，批評宋代（960-1279）為中國歷史貞節觀由寬變嚴的轉折點，也因此認為宋代的貞節關係已經變得十分嚴苛，寡婦在宋代開始變多就代表了宋代女性已開始崇尚守節觀念，一切的改嫁、再嫁都不為當時社會所接受。故此推論出，女性社會地位宋代開始下降。雖然宋代多了許多規範女性的儒學思想，但女性社會地位降低卻是明（1368-1644）、清（1644-1912）兩代之事。
學者柳立言曾經指出，宋代理學家程頤（1033-1107）之所以提出以儒家思想為本的新貞節觀，原因在於程氏家族五代為官，有必要以「道德教條」建立家風，而且因為母親之性格受大家族的教育所影響，故此做人原則大多都是遁規蹈矩。柳氏指出宋代婦女的地位並不低，原因在於宋代婦女因紡織而有相當的經濟能力。而「再嫁」、「改嫁」問題並不是後人所想像中嚴苛，只是在原則上不支持這個行為，但會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就著不同情況有不同的解讀和標準，情況惡劣如男方對待女方不好、男方不力照顧女方，改嫁就沒有道德問題了。這一點，也為當時為社會、法律制度所接受。而休妻更不是男方一人所能控制的，因為古代中國婚姻是合二姓之好，故此妻子的休、立是被上升至整個家族的問題，故不得任由男方妄自行動。而女方亦有提出離異的權利，得到宋代律法所認可及保障，但則需要視情況而再論是否合乎道德。
而張邦煒則指出宋代女性的社會權利，是受到官方、大眾所承認和容許，包括法律上容許「再嫁」，如果家人反對並到公堂控告婦女「再嫁」，則反而受到官方遭懲罰。而且，不論是繼父還是繼母，子女皆有盡孝之義，這是不分性別的。陶晉生也指出當時士人其實對改嫁、再嫁之事相當容納，雖然「持守貞節」是值得稱讚之事，但再嫁與離婚卻非十惡不赦之事。例如有宋代士人的妻子為再嫁的人，也不會阻礙文人談論道德倫理。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則認為北宋從性質上改變了女性的地位，但是在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女性過往的婚嫁狀況就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相反，到了後來的明清時代才成為了婚嫁上所重視之事。柏文莉亦對比了唐、宋兩代時女性墓誌銘之異同，指出相比起唐代引經據典式的墓誌銘，宋代的墓誌銘更注重婦女的生活細節，例如與家人的關係好不好等等。
筆者認為近代平民之所以認為宋代婦女地位下降之原因，在於明、清（兩代歷史書寫之問題。宋代受到唐代（618-907）的故族遺風所影響，性觀念比較開放，而貞節觀亦不嚴謹。值得留意的是明代的情況，明太祖朱元璋認為元朝（1271-1368）以來亂局不斷的原因，在於「夷風」入侵中國。而這些異族文化並沒有倫理綱常可言，故出現這段文字的情況：
「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
學者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在《中國古代房內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一書曾經指出，元代至明代的變革對於中國人性觀念產生非常大的影響。他們會高舉儒家學說即為中華正統，並繼承和發展宋代的朱程理學，強調了婦女的守節及其與綱常倫理之關係，希望透過此點去重新令社會回復秩序井然之情況。而在事實上，明清兩代所編的《列女傳》人數大增，這與官方鼓勵烈女有關，當然《列女傳》當中的例子是通論還是特例、是否能夠反映真實社會情況，這一點可以再爭論，但宋代理學所提倡的守節的確整體上在明清兩代確實發展快速。而滿族戰勝了漢人以後，漢人為了安撫自身挫敗民族情感，將私生活更鎖在閨閣之內，令中國人在性觀念上變得非常保守。而這並不是二千多年來的情況，以前的教授房中術的書層出不窮，並認為性交是陰陽交匯之要，健康的性生活其實是有益身心的，並不視如今天般視之為洪水猛獸，避而不談。
近代中國受到五四新思潮與共產黨建政後的史學激進思潮所影響，將一切古代事物都納入在批判思維中思考，凡是「古舊」的事就要反對和批判。五十年代中國唯物主義的「史學革命」將中國歷史納入所謂「社會進化五階段」論中解釋，且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思潮下，「封建時代」自然代表著女性「必然受到壓迫」的時期。但是，歷史並沒有如此多的「必然」。不少人都以今視古，以今天的標準去看待古時概念，自然就漠視了古代社會的文化條件、標準與現今不同，大家都處於不同的價值觀和想法之中。
雖然觀念上的差異無可避免，但是不少學者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宋代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權利並不似後人所說的低。鼓吹「持守貞節」的，大多是居於社會上層的知識份子，也就是生活無憂、經濟條件好、家規嚴謹的背景。而這些知識份子皆出於不同動機和想法，去提出新的貞節觀念。但是，說和做是兩回事，宋代知識份子可能視這些貞節觀為「理想的倫理觀念」，但是他們自己本身也不能完全達到他們口中的「標準」，更遑論是中下層的普通民眾。
筆者認為這些由儒家知識份子提出的貞節觀，在中國性別研究史的地位，應該要被視作為提出「新觀念」、提倡「改變」的歷史片斷，但不代表當時情況「已經被改變」。宋代理學家視之兩性關係為學術討論，但學術討論時的理想與實際社會的操作又是兩個概念。後人不斷以「女人無才便是德」、「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語句，便猛烈批評宋代理學家是「壓迫女性」的行為，就難免是一廂情願以及有失公允。更何況，宋代中國人並沒有「女性權利」這一個概念，將這個現代的左派理代放諸在古代中國就更是不合邏輯了。
參考資料：
- Gulik, Robert Hans van,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 till 1644 A.D. (Leiden: E. J. Brill, 1961).
- 柏立莉（Bossler, Beverly）：〈節婦烈女和宋代的政治、道德與性別觀念〉，載於鄧小南編：《女性與社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下冊，頁751-784。
- 柳立言：〈淺談宋代婦女的守節與再嫁〉，載刑義田、黃寬重等編：《婦女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頁230-264。
- 張邦煒：《婚姻與社會：宋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65-97。
- 陶晉生：〈北宋婦女的再嫁與改嫁〉，載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頁131-162。
作者：陳志清。文章原自於其著：《維城札記》（香港：界限書店，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