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1368-1398年在位）在「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後，隨即強調中華文化即漢族文化，漢族文化即儒家文化。傳統儒家文化強調忠君愛國的價值，在明代更加上一層文化種族主義的意識，那就強調華夷之分，生活於關外的外族便是未開化的夷人。這尤其體現在被誅十族的方孝孺（1357-1402）的文筆之中，他在〈正統論〉之中更稱夷人如同禽獸。在清朝起於滿洲建州女真部，無疑是明朝士人眼中「蠻夷」和禽獸。
自皇太極（1592-1643年，1626-1643年在位後金大汗及清朝皇帝）以權謀經略之下，以反間計令明朝自身失去抗金大將袁崇煥（1584-1630）以後，清軍勢以破竹南下。在農民軍首領李自成（1606-1645）攻破北京、崇禎帝（明思宗朱由檢，1611-1644年，1627-1644年在位），自盡於媒山以後，明軍山海關大將吳三桂（1612-1678）決定開關迎接清軍，清軍自此南下消滅李自成軍隊並追擊南明朝廷。然而，明代的消亡對於一眾忠於明朝、儒家義理的士人非常痛苦，對於他們來說，這如同整個世界觀的天崩地裂，不知能夠將自己的意義、價值、目的放在何處。
面對這種局面，不少明朝士人都思考起「生與死」的問題，因為為了一盡儒家義理當中「不仕二主」的教條，但同時間又害怕死亡這個每個人都必經的關限。學者曾經指出，明遺民的何去何從可以大概分為三種：一、甘願殉國自殺而死，以體現儒家君臣父子、殺身成仁的美德；二、向清朝投降並在新政府中出仕；三、既不自殺殉死，又不在新政府出仕，並選擇隱居山林。不少人或許會認為明遺民大多選擇第一，或第二條路徑，但事實上，選擇第三條道路的人是最多的。
明遺民張岱（1597-1684）在《陶庵夢憶》的這段說話，就反映了不少明遺民依然苟活於世的原因：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駴駴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作自挽詩，每欲決時，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句。然瓶栗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栗，還是後人妝點語也。
至於在他著成的《石匱書》之中，又指：「若夫罷職歸田，優游林下，苟能以義衛志，以智衛身，托方外之棄跡，上可以見故主，下不辱先人，不為不可。」指依然存活於世，乃為了在夷狄亂中國的時候，希望能以自身著書立說來保護中華文化。另外一位明遺民黃宗羲（1610-1695）亦有相同的時代感覺：「知天下無可為，乃作《明夷待訪錄》以見志。」在未完成明朝史作、回應時代的儒家學說時便殉死，就有「死如鴻毛」的感覺。
所以生死選擇之中，許多依然選擇了在痛苦之中繼續生活下去，但為了尋求支持生存下去的意義，不少人同樣繼續以保存明朝意識、對明朝的忠誠、對故國的思懷作為意念，在一個衣冠制度完全不同的異世界繼續生活下去。也許，顧炎武（1613-1682）的一首詩作，使能反映明遺民苟活卻又堅決的意志。
「貞姑馬鬣在江村，送與黃泉六歲孫。地下相逢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
參考資料：
- Spence, Jonathan D., 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New York: Viking, 2007).
- Struve, Lynn A, The Dreaming Mind and the End of the Ming Worl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台北：聯經出版：1997年）。
- 明卓爾堪編：《遺民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 陳永明：《從逆寇到民族英雄：清代張煌言形象的轉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