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中國儒家君臣秩序底下,家庭有父子關係,國家有君臣關係,在東亞的國際秩序中,也有君臣秩序。君自然是朝鮮王朝朝野所稱的「中華上國」,臣自然是東亞以中華文化自豪的各國,諸如朝鮮、日本、琉球、越南等等。但是,作為國際秩序本身的君臣關係,在歷史概念上有是怎麼一回事呢?
朝鮮的案例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朝鮮士人作為明代出訪中國的「朝天使」或者清代出訪中國的「燕行使」,其前設都是以藩屬國的身份受到國王差遣,而作為朝鮮官方的使者出訪中國,不同的使團有不同的目的、任務而出使中國,使團名稱也有相當多種,如冬至使團、謝恩使團、奏請使團、進賀使團等等,每年均有四次的正式定制的使團出使清朝,其禮節皆由中國禮部所制定的《會典》定明。
而對於朝鮮王朝而言,對中國皇朝的臣屬關係,亦有助鞏固其在國內的地位與權力。因為在中華朝貢體系下,藩屬國在國內外的政治正當性是由中國授予的,也就是說,中國是朝貢體制內賦予政治正當性的「上國」,故此乃處於體制內的中間以及尊貴的位置,這在近代以西方主導的平行外交體制下,是難以理解的,故此又需要在中國為主導的中華朝貢體系理論內理解。
費正清的中華朝貢體系理論,為我們提供一個宏觀的角度觀察中國的國際秩序,令西方學界或是東方學界本身意識到在西方外交體系外有一個與其折然不同的外交體系,亦列舉了許多朝貢體系下的進貢國的責任。例如中國天子授予外國國王以委任書與官印、要求其使用中國曆法、皇帝年號、法定時節向中國天子進貢其土產、向中國天子行禮、皇帝賞賜幾倍禮物給進貢使印、藩屬國取得與中國貿易的特許權力等。
但必須注意的是,朝貢關係並非一種統制關係,每國皆有其獨立性,不能視之為對中國的完全妥協。朝貢體系是一個經歷史過程組合而成的區域體系,這一個過程並非西方學者所說的「一成不變」,而是變化萬千,故此需要從中國為中心所產生的標準來看這東亞世界的內在發展。但放諸於本文觀之,就不可能將此種變化視為朝鮮對中國的臣屬關係為對中國皇朝全方位的屈服,在文化認同及政治認同上亦不可能如此;朝鮮對中國心態上的轉變需要從中韓兩國交流的歷史脈絡中探視。
必須留意的是,朝貢體制是中華國際秩序在方法、現實中的實踐,對於中國皇朝而然,這種朝貢體制的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中國、朝鮮、日本所組成的中華文化圈內的朝貢體制更具政治意義。明、清兩代的中國皇朝都以數量龐大的賞賜賜予進貢的藩屬國,如以絲綢、茶葉等昂貴貨物,比起貢品的價值高數倍,供藩屬國用以圖利,而條件則是於政治上向中國稱臣,並進行藩屬國與宗主國的禮儀。中國皇朝樂於此並以作為擴大中華秩序及其聯盟,藩屬國於此時必須承認中國天子的權威,作為東亞世界的共主。
而明代時較少歐洲國家來華營商,故此明代中國是主導東亞的帝國,不論政治還是文化層面,都處於主導的強勢,具有不可動搖的優越與權威地位。儒家秩序亦從中國內的君臣、內外關係,擴展至國與國的關係。故此,儒家秩序強調不同地位的正名關係,從中國由朝貢秩序擴展至中國皇朝與外國的外交關係。當然這個「外交關係」非現代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因為它的本質乃係不平等的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係,是具有政治意義的上下從屬關係。
而明代初年之所以厲行海禁政策,原因在於禁止民間的非官方貿易,以令宗主國與藩屬國的貿易關係定於朝貢關係的性質上,不單純為了兩國的商業利益或解決倭寇問題;明定宗主國與藩屬國的君臣關係,是為中國儒家禮制的秩序。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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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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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ngello, David Emil,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 檀上寬:〈明初の海禁と朝貢——明朝専制支配の理解に寄せて〉,載於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頁203-234。
-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貿易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