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誅十族」的方孝孺是個正義的憤青？

古代中國酷刑至為殘忍的，莫過於是禍及家中妻兒、老少的「誅族」，那代表着一個家族被徹底誅滅，對於重視家庭觀念的中國人來說至為侮辱。歷史上惟一一次被「誅十族」的明朝（1368-1644）士大夫方孝孺（1357-1402）在靖難之變之後，拒絕為即將登位的朱棣（明成祖，1360-1424年，1402-1424年在位）撰寫登基詔書，並在紙上寫下「燕賊篡位」後被誅十族而死。方孝孺作為士人的氣節是無容置疑的，這種「不事二主」的節氣也是古今少有。

而方孝孺是一個典型篤信儒家經典的傳統中國士大夫，四書、五經通通都背得滾瓜爛熟，對於民族問題，他就秉持著「儒家領土主義」來論述與前朝蒙古人的關係。「儒家領土主義」的意思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定義何處為「中國」的意思，這在朱元璋（明太祖，1328-1398年，1368-1398年在位）建立明朝以後更為明顯，儒家文化和漢人的概念，與「中國」這個詞語劃上等號，用來作華夷之分的重要標準。方孝孺就是建立這套論述的其中一個重要儒者。但在今天講求種族平等的世代之中，未免會給人一種憤世疾俗的感覺，當然在當時人的角度下是正義之舉。

方孝孺的〈後正統論〉也是明代華夷之辨的代表作，開首即明言「華夷之分，不可廢乎」。指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於禮義之教與文化水平之高：「夫中國之為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夷狄也。無君臣，則入於夷狄。入夷狄，則與禽獸無異。」方氏又以宋代為例：「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為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於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原因在於大家習以為常，斥之為胡，反而會被他人覺得奇怪。

方孝孺又毫無留情地說：「彼夷狄者，姪母烝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人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為禽獸也。」在無文化、倫理道德的夷狄治下人民亦為禽類。故曰：「曰夷狄之不可為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夷狄獨可為正將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為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苻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後之不可主也。」 

於明代理學興盛後，被視為夷狄的外族人入主中國就不被視為中華的正統政權，何況他們更被視為「禽獸不如」。故此，明代中華意識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強調了種族與文化的關係，由於元（1271-1368）、明革命的本質是種族對立，漢人光復「中華」，驅除了「低等」的蠻夷民族管治，故此漢族代表了中華，漢族文化是中華文化，對於外族文化是具有排他性質的，正因為文化水平低下，而且其地理決定了其為「外夷」的身份。

方孝孺就是以這個基礎建立了他對「天下」的認識了，也許他的言論會被視為憤青言論，但若忽略了當時明朝仇視蒙古人的時代背景的話，那就難以理解他在〈後正統論〉所提出思想的動機了。

參考資料：

1. John E. Wills Jr., “China in the World: Beyond the Tribute System”. In Michael Szonyi (edit.), 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 (Chichester, England: Wiley-Blackwell, 2017), pp. 260-271.
2. 方孝孺：〈後正統論〉，載於氏編著：《遜志齋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一冊，頁55-58。
3. 許振興：〈宋明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皇明祖訓》的啟示〉，載於：《明清史集刊》，第十一期（2015年），頁1-18。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