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基督新教第一位來華傳教的宣教士，他受到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差遣，來到廣州秘密進行宣教事業，因為當時清廷正嚴厲執行禁教政策，禁止所有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在民間的傳播。但除了宣教事業以後，馬禮遜亦有涉足於翻譯、外交、教育等工作，馬禮遜的妻子在他死後編成了《馬禮遜回憶錄》，對於我們觀察他看待中國政府，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為了解決與清廷的貿易、文化糾紛，英國曾經派出馬甘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及阿美士德勳爵（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的使團來華晉見大清皇帝。由於此前，英國人將英文翻譯為中文的水平相當低，曾將英皇佐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年，1760-1820年在位英皇）寫給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年，1735-1796年在位）的國書，譯成朝貢文體，令英國國格受損。而要求翻譯水準高是為了杜絕清廷借中文文本作為唯一正式外交文書，來欺壓外國人，亦避免清廷誤解英國的用意。
由於馬禮遜的漢文水平相當高，當時阿美士德使團邀請了馬禮遜作為英國皇家使節團的隨團翻譯官。但是由於馬禮遜在廣州東印度公司從事翻譯工作時，曾多次與清廷官員交手，並對廣州官員貪污舞弊的情況相當不滿。正如學者指出，阿美士德使團並沒有改變馬禮遜對中國的觀感，更加強了對中國官場文化的不滿、厭惡感覺馬禮遜認為中國政府是一個軍事專制主義的專制政權，而中國人在此下並沒有自由，而中國人的特性是狡猾的、多疑的、傲慢的、專橫的，英國政府不應為了對華的貿易利益而向中國專制屈服。
馬禮遜又觀察到中國人喜歡崇拜皇帝多於拜上帝的行為，認為這些行為都是不好的。馬禮遜回憶起中國官員的傲慢態度時，又指：
「他們以虛假、與事實不符的手段來進行爭辯，往往令對手不知所措，以致完全被擊潰。他們時常訴諸對手的理性和常識，自己卻掌握了虛假的原則和推理，手中更握有權力，他們總是勝利的，而要求公正的呼聲卻被壓得沉默。俗語說：『官字兩個口』，他們在公正和平等的假象下，施行真正的獨裁和壓迫，因此，遠在英國的人根本不能從中國的文件中看得出理性怎樣受到傷害，以致對於中國政府那種緩慢、磨人和痛苦的壓迫作出錯誤的判斷。」
後來馬禮遜又出版了《華英字典》、《中國一覽》的書籍，均使用了相同語言來批評中國官僚、中國人的本質，在世俗層面及信仰層面都是不恰當的。這又與一八三十年代英國在華商團社群當中批判中國境況的輿論是一致的，不少人都不滿百多年前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在其筆下，有過度美化中國的情況。
無論是馬禮遜或是當時在華的外國商團、使團，都認為中國自視為天朝上國的傲氣相當令人不悅，令許多原本可以解決的貿易、外交糾紛無法得到解決，令鴉片戰爭的爆發變得是無可避免的。
參考資料：
- Carroll, John, “Amherst Embassy to China: A Whimper and A Bang”, In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48, No. 1 (2020), pp. 15-38.
- Carroll, John, Canton Days: British Life and Death in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0).
- 王宏志：〈「我會穿上綴有英國皇家領扣的副領事服」：馬禮遜的政治翻譯活動〉，載於《編譯論叢》，第三卷第一期（2010年3月），頁1-40。
- 李天綱：〈1817：馬禮遜看中國〉，載氏編著：《年代記憶》（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