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航海時代，最早透過海路來到中國的歐洲人是葡萄牙和荷蘭人，但是數到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可能是英國人。當時，大英帝國的勢力在美洲和印度如日方中，相繼擊敗法國人在兩地的殖民勢力，並且取而代之。如果英格蘭人真的是他們對手法國佬所批評的投機主義；那麼英國人就不會放過那個耶穌會士筆下的浪漫中國。擁有二千年的文化傳統以及更重要的是，那些東方的財富更令人垂涎三尺。
伊斯蘭教勢力，即鄂圖曼帝國（1299-1922）在中東壯大的結果，是令歐洲人震驚的。東羅馬帝國（330-1453）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陷落令歐洲各國通往印度的通道都被隔斷，令一切與東方的主要商業交通路線都被逼結束，歐洲難以獲得中國的絲綢以及亞洲出產的香料。
原先英國商人是乘坐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一同到亞洲貿易，因為兩者同樣反對天主教勢力，但是在荷蘭人在安汶島屠殺英國人以後，就逼使英國要自己建立起與中國和亞洲的貿易路線。英國在英女皇伊利沙伯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年生，1558-1603年為英格蘭及愛爾蘭女皇）的鼓勵下在海中冒險，並於一六零零年頒發皇家特許狀（Royal Charter）予「倫敦官商對東印度貿易」聯合公司，獨佔好望角至麥哲倫海峽之間的貿易。後來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奧蘭治的威廉三世，1650-1702年生，1689-1702年為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國王，兼荷蘭、尼德蘭執政）又頒發特許狀（Royal Warrant）予合併而成的「可敬的東印度公司」（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獨佔對東方的貿易事業，如馬六甲、巴達維亞等地的貿易。
英國取得中國商品的機會只能透過葡萄牙、荷蘭商人在果亞、馬六甲、平戶等據點購得。為建立對中國的安全貿易航路，而避免與葡萄牙與荷蘭人引起衝突，英國公司決定與在果亞的葡萄牙總督簽訂休戰及貿易協議，並試著與中國建立起直接的貿易渠道。英國在十七世紀前期經過澳門前往廣州時遭到明朝水師炮擊，經過一輪衝突與談判以後，英國人獲准在廣州通商，這是經過澳門的葡萄牙人所調解的，第一次就購買了糖、黃金、蘇木、生姜、丁香、茶葉等產品回到英國。在明亡清興之後，英國人在廣州得到禮待，但是清朝（1644-1912）亦開始建立起關稅制度，形成「廣州模式」（Canton System）。
英國進入中國是因為希望將紡織品傾銷至中國，並令到英國能夠致富。英國自進入亞洲以後，即借著英國——印度——中國的三角貿易，英國東印度公司自中國購入茶葉回國傾銷，英國從印度進口棉花供國內工業生產紡織品再售賣回印度與中國，又從印度種植鴉片傾銷回中國，並在印度以經濟手段與土邦王公合作擴展勢力，有印度學者簡單稱之為「印度鴉片輸給中國，中國茶葉輸給英國，英國統治印度。」也是情有可原。筆者認為這種模式放諸在大航海時代的經濟全球化中，也可以看到三者的經濟分工關係，以及觀察原料供應、產品生產、出售目的地在亞洲的運作模式。而文化交流正是建基於這種商業貿易，因為商業船並不只有商人，更有水手、船員、醫生、廚師及傳教士。
必須留意的是，廣州之所以成為歐洲人來到中國貿易的重鎮，乃在於葡萄牙人在先前佔領了澳門，為歐洲人來到亞洲提供食物與食水的補給，或進行船隻維修。作為歐人在亞洲的貿易中轉站，而廣州則因鄰近澳門，且港口水深方便商船停泊，故此吸引不少歐洲商船來到廣州貿易。而清廷為了維護廣東地區的安全和穩定，故此設立了不少規定，亦保障了外國人的貿易權力和人身安全，當然這是避免他們不滿。
廣州在對澳門的關係上擁有特別的地理、地形、水域之處，清廷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建立起實際的關稅制度，根據船長度和排水量徵稅，並派出本地衙差特別保護各國商船，而前往廣州的歐洲商船則不得擁有武裝。而來廣州通商的各國東印度公司，諸如法國（La Compagnie française des Indesorientales）、英國、瑞典（Svenska OstindiskaCompaniet）後來與廣州本地商人建立起買賣關係，廣州商人為他們提供商品，是為「廣州十三行」之先驅。
這段時間，即一七零零年至第一次中英戰爭結束的一八四二年，在廣州的貿易制度就被學者稱之為「廣州模式」。而這段時間，歐洲商船多在黃埔港上下貨，並被規定只能在每年十月至翌年三月或四月的時間來到廣州進行貿易，期間活動只能在外國商館區內，出外需要向官府申請。而學者留意到居於廣州的歐洲商人大多在閑時都會到海幢寺及鄰近地區進行假日遊玩，而在《馬禮遜回憶錄》中亦有提及到訪海幢寺與寺中僧人進行宗教交流的有趣經歷。
大英帝國號稱是「日不落帝國」，她強大的程度就如《孫子兵法》所言：「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意思是，在不列顛尼亞的帝國強權下無事不能。但是英國自十八世紀初入華以後，在鴉片戰爭前有近一百四十多年都一直容忍這種天朝與外夷的不平等關係，原因是單是廣州一口通商，不少來華購買茶葉回國的英商，最終都能夠致富，足見廣州與英國人的情緣。
參考資料：
- Carroll, John, Canton Days: British Life and Death in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20).
- Van Dyke, Paul A.,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illiam Foster, England’s Quest of Eastern Trade (London: A. & C. Black, 1933).
- 譚中著，袁傳偉、袁放生譯：〈英國—中國—印度三角貿易〉，載於中外關係學會編：《中外關係史譯叢》（上海：新華書店，1985年），第二輯，頁187-206。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