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治隆唐宋，遠邁漢唐」，唐朝（618-907）在這句說話之中出現了兩次，就說明了唐朝國力稱霸大東亞。西域各國奉大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626-649年在位）為「天可汗」，亦即西域各國的共主；日本、韓半島、越南等地都派出遣唐使，來華學習中華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可見唐朝的政治及文化實力強大的程度。但是經過唐末藩鎮割據以及五代十國（902-979）的洗禮後，再度成為統一皇朝的宋朝（960-1279）已經大不如前。
近代中國史家傅樂成（1922-1984）曾經說：「夷夏之防亦因而轉嚴，然一種具有悠久歷史傳統之觀念，往往不易於短時間完全改變，故唐後期國人之夷夏觀念，猶不若宋人之嚴。」由於作為防衛的燕雲十六州，就先天性地被後晉的石敬瑭（892-942年，936-942年在位後晉皇帝）割讓出去，以致宋代天生地要面對來自北方的外族入侵，先有遼（916-1125），後有金（1115-1234），再有蒙古（1206-1635）。宋朝的自我認識不再自視為東亞霸主，宋人亦認知到北方政權的強大，因此當時東亞的國際外交是多元並立的，而遼、金亦曾自稱「中國」。
對宋人而言，對遼國和金國的關係是一種「國與國」的關係，而不是「宗主國對藩屬國」的關係，令自以為「中華正統」的宋朝擁有強烈危機感，一來是軍事威脅，二來是文化威脅，兩種威脅都具有清晰的邊界，宋代亦向遼朝自稱為「侄」，向遼納貢歲幣，亦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因此對異族文化有高度警惕，故產生分庭抗禮的局限式「中國」，不再如唐朝般擁有萬邦來朝的氣量，如何與遼、金兩國爭奪「中華正統」的道統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宋朝這一個舉動，則將漢族的文化、種族、地理三者的關係連繫上來，頗類似近世「民族國家」的觀念，具有排外的意味，而後來由漢人建立的明朝（1368-1644）繼承了這種文化種族主義，以文化、種族、地理三位一體的華夷觀建立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他們擁有清晰的「自我」、「他者」的觀念和分野。我們亦能看見，外族作為「他者」對中國的侵擾和佔領，其實對於中國如何建立「自我」有很大的影響力。
參考資料：
-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
- 尾形勇著，張鶴泉譯：《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傅樂成：〈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載於氏編著：《漢唐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1995年），頁209-226。
-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趙令揚：《關於歷代正統之爭論》（香港：學津出版社，1976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