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有論者談及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時，總會提到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當時清國（1644-1912）與英國的文化衝突，例如馬甘尼使團（Macartney Mission，1792）以及阿美士德使團（Amherst Mission，1816）訪華時，都因為拒絕向乾隆（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5-1796年在位）和嘉慶皇帝（愛新覺羅．顒琰，1796-1820年在位）行三跪九叩之禮而被逐出北京；而清國則一向視外國為「番邦」，外國人就是「番鬼」（Fankwae），因為中國一向都以天朝上國自居，以傳統華夷觀看待中外關係，亦拒絕與外國建立平起平坐的外交關係。當時曾在北美洲及印度擊敗法國，如日方中的大英帝國竟然受到東方這個遠邁大國的侮辱！文化衝突似乎是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但是，當時在廣州一口通商的商人卻有另外觀點。
在《南京條約》之前，因為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1661-1722年在位）曾經因禮儀之爭（中國天主教徒應否祭祖）的問題驅逐部份傳教士出國，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播，並且採取對外的敵對態度。而乾隆皇帝就因為洪任輝事件而禁止外國商人隨意走到中國任何一個地方，所有洋商一律都只能在廣州一口通商，因為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洪任輝（James Flint）在沒有請示中國朝廷底下，自行駛船北上至京津希望與中國談判，以改善通商條件，惟遭中國拒絕。因此有近一個多世紀以來，不少法國人、瑞典人、荷蘭人、英國人都來到廣州做生意，主要是買中國茶葉。
美國人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1812-1891）曾經在廣州一口通商時期（西方多稱為「廣州模式」，Canton System），在廣州一間美國商行工作。晚年時，就曾經寫過一本《廣州番鬼錄》回憶他在廣州的所見所聞所遇。著墨最多的是，他在廣州對公行制度的觀察，以及介紹十三行的買辦、大班、老闆以及與中國官方交涉的情況。當然，他亦有記錄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情況為如何，這包括了鴉片走私的貿易。
但對於亨特而言，印象最深的公行商人是怡和行老闆的伍秉鑒（1769-1843）。伍秉鑒祖籍福建晉江，家族世居於廣東南海並以經商為業。家族主要打理福建與廣東之間的茶葉生意，主原銷售福建武夷紅袍茶。伍家主要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較多生意來往，伍秉鑒本人亦是公司的最大債權人。怡和行購買英國產織布，並銷出中國茶葉至英國倫敦、荷蘭阿姆斯特丹以及美國費城等地，馳名中外。
亨特對於伍秉鑒的印象非常好，並尊稱他為「伍浩官」（Howqua），「官」一字除了是伍秉鑒的福建話發音以外，也是對公行商人的尊稱。據亨特回憶指，伍秉鑒當時經常邀請這些「番鬼」到伍家作客，而伍家亦常以「奇怪而奢華的中國料理」來款待他們；他又記得一次花旗行的商人無力償還對伍家的債務，而尋求伍秉鑒的體諒時，伍秉鑒隨即撕毀那將單據，意思指不用再還那些債務，慷慨的程度令那位商人非常感到。據亨特記述，當時在廣州的「番鬼」商人大多對於公行商人的印象都非常好，例如算精明、少有錯誤、生意公道、處事公正等等。
我們經常說鴉片戰爭是因為文化衝突而爆發，那麼這個文化衝突是英國對廣東地方，還是對朝廷層面的文化衝突呢？如果英國並非不滿中國所抱持的文化態度，而且以「廣州英語」作為例子，證明廣州是中西文化融合之處，而非引爆鴉片戰爭的真正原因的話，那麼我們必須撫心自問：鴉片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參考資料：
- Hunter, William C.,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London: K. Paul, Trench & co. 1882).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初發表於國史教育中心舉辦：「青年視角中的南京條約：香港、國家與世界」沙龍，2022年8月29日，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