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懷（1616-1695），清代福建蒲田人是也，僑居南京，所作《板橋雜記》對於時局以及青樓文化的描繪引人入勝，值得一談。
余懷所身處的時代乃係明清變革之時期，對於士人而言是思想上的「天崩地裂」，原因在於以夷入華，日本人稱之為「華夷變態」，朝鮮人稱之「神州陸沉」。對於中原士人而言面對儒學上華夷觀在現實的完全相反，自然是「此恨無計可消除」的「百般滋味在心頭」。故此，余懷於《板橋雜記》之序中就說：「或問餘曰：『《板橋雜記》何為而作也？』餘應之曰：『有為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唯狹邪之是述，艷治之是傳，不已荒乎？』」又曰洪武初年的南京秦淮青樓區的興盛與「艷治」，與「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楊州」後的滄境就完全不同了。對秦淮舊夢的思憶就成為了余懷等人的文化符號（Cultural Icon）。亦以此感慨明清變革的時移世易。
中國明清時代的「城市文學」實在源自宋代的「市人文學」，以城市中的商業、社會狀態作為其文學類型的特質，雖有論「市人文學」曾漸式微，但是於筆者觀之則不然。西方學者對於城市的特質有相關的論述，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指出的印刷業對於城市、民族的建構的重要性，在於擴展於生活上的時間感與空間感，即使一個共同體內人們素未謀面亦能有群體意識，這是透過出版的文學塑造「共同體」的感覺，以促進互相認同。中國江南地區由於接近海，加上沿海地區自秦漢兩代以來的開放性，商貿活動頻繁，明代中葉以後的資本主義發展更是造就江南地區的富裕，為江南文人提供寫作的環境，因此明清兩代的江南城市文學，或是就本身「城市文學」的性質而言，就必定具有關懷城市、文化、社會的特質，余懷的《板橋雜記》正是以此作為前題而寫作的，就是其所謂「有為而作也」。
明人與清人的身份是可以自由選擇的。「明遺民」的群體被認為是「大致應指自覺為遺民，或自覺對於前代應有一種效忠之情操者，不論其是否為當時社會或後代史家定義為遺民，皆屬於內。」同時代的張岱也有如余懷的作品，諸如《西湖夢尋》，張岱曾於《石匱書》道：「若夫罷職歸田，優游林下，苟能以義衛志，以智衛身，托方外之棄跡，上可以見故主，下不辱先人，不為不可。」余懷的《板橋雜記》亦有強烈的「存明」意識。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才子自然便是如余懷般的文人雅士，佳人就是青樓的名妓，詩書琴棋皆精也。《板橋雜記》一直被認為是「狹邪」文學而流傳，而流傳了明清易代士人對於時局的感懷。余懷作為大城市南京的一個普通文人，寫作甚無壓力，《板橋雜記》反映當時一般普通士人對於時局的「感覺」亦相信可是一通例，反映當時士人的家國感覺。寫作《雜記》名義為秦淮的青樓文化、名妓留下歷史的記錄，以文言文的雅文化去描繪當時人感覺以及社會狀況，亦是一宗賞心樂事，只不過每字每句皆是感慨傷心，以生存意義的問題偷換成為審美享樂的問題，以逃避現實的華夷變態下他們對時局的失落感。所謂「有為而作」，只不過是如老莊所言以無為而無不為而矣。
不過就其城市文學的特質而言，《雜記》的確是上乘作品，當中〈中卷麗品〉就是為名妓立傳，諸如尹春、李十娘、卞賽、李香、馬嬌等等，余懷的文筆確是精采。形容馬嬌就說「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灩灩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描寫名妓的姿色、身材、性格的文字實在一流，反映出江南城市文人的風流倜儻。不過就研究城市文學時亦流於文本就失去了觀乎當時時局之宏觀也。故此，不論是「淡煙輕粉」，還是「南市舊院」，雖然感覺「餘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煙花、宜春之弟子」，「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就是對故國皇明的思懷。就算不論華夷變態的民族大義，對青樓「花自飄零水自流」的感慨也許是明清易代時期文人的「時代感覺」。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原文刊於《維城札記》（香港：界限書店，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