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不少讀者在觀看朝鮮王朝（1392-1897）的電視劇時，都會不自覺地意識到朝鮮官方或是民眾都是穿著明朝（1368-1644）樣式的衣冠。在清朝（1644-1912）時，朝鮮訪華使節（即燕行使）在出遊中國時，亦刻意為自己穿著明朝衣冠而自豪，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在被滿州人佔領後就不再是「中華」，只有朝鮮才繼承了中國道統，繼承了真正的中華文化。朝鮮人仰慕中華文化並非從中國明代時開始，而是從宋代來算起。
朝鮮自半島的三國時代（高句麗，前37年-668年；百濟，前18年-660年；新羅，前57年-935年）起便與中國皇朝有來往，並於中國的隋唐時代向中國派遣使節，其「慕華」、「事大」意識由是萌芽，諸如衣冠制度改華制：
新羅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色。至第二十三葉法興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猶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請襲唐儀，太宗皇帝詔可之，兼賜衣猜，遂還來施行，以夷易華。文武王（金法敏，新羅國王，626-683年生，661-681年在位）在位四年，又革婦人之服，自此已後，衣冠同於中國。
而高麗王朝亦認為其國亦要繼續仰慕中華文化並師之，高麗太祖（王建，877-943年生，918-943年在位）曰：「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殊方異土，人性各異，不必苟同。契丹是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垂度慎勿效焉。」亦說到「朕所至願，在於燃燈八關，燃燈所以事佛，八關所以事天靈，及五嶽名山，大川龍神也。」高麗光宗（王昭，925-925年生，949-975年在位）又下命令，朝鮮衣冠之制續依華制：「七年，周遣將作監薛文遇來，加冊王，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仍令百官衣冠從華制。」
高麗仁宗（王楷，1109-1146年生，1123-1146年在位）與其大臣的對話也令人回味，仁宗曰：
敝邦自祖宗以來，樂慕華風，況我先考以禮事大，以忠述職。雖在海外，心常在於王室，故天子灼見，屢加寵澤，今又親製祭文，以示特恩。於臣職銜，又去權字，雖先考嘗蒙此禮，小子何足以當之？所謂冊命天子，所以褒賞諸侯之，大典也。今憂制未終，而遽求大典，於義未安，實增惶愧，冀於明年遣使謝恩，並達微誠、惟公等善為敷奏。
上述此話是作為高麗國王與大臣談論中國時，亦自稱本國為「臣」，並認為宋朝加恩於高麗，高麗即使是外臣亦是深感聖恩，心繫中國皇室，並希望時時謝恩。而高麗本國雖然自視為「海外之國」，然又不妄自非薄：「自古天下有中國，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又自負為「小中華」，視中國、朝鮮以外的夷狄為「野人」，並嚴加防範，學者認為此是東方民族主義的泉源，並且以文化意識大於種族意識的華夷觀，東亞各國對中國仰慕基本上是由文化的仰慕。
不過筆者要指出，雖然古代的華夷觀是具有文化意義多於種族意識，然而在宋代的多國並立秩序以及元明易代之後，明朝官方或太祖朱元璋為了建立自身的正統性，以及為確立中外之分，故此強調外族為「夷」，大漢為「中華」，漢文化即係「中華文化」，「中華」與「蠻夷」的分野不僅在於文化，更在於地域與種族，因為漢族的漢地是承載著中華文化的傳承，外國不是。而在朝鮮吸收了這種文化種族主義的中華意識下，便如高麗太祖所說，雖然朝鮮與中國「殊方異土，人性各異，不必苟同。」其實也不需苟同的情況下，將明代的中華意識演化為自身朝鮮式的「小中華意識」。而在朝鮮於明清易代之間，這種「小中華意識」就更為明顯了。這種對中華意識的認知，就當然影響了後來燕行使對中國的認知，並從這個認知下建構了自身的身份認同及「中華」觀，再以此觀察清朝的中國。
參考資料：
- 白永瑞編著：《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年）。
- 全海宗：〈歷史上韓國人的對外觀〉，載於氏編著、全善姬譯：《中韓關係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社，1997年），頁64-73。
- 朱雲影：〈中國華夷觀對於日越韓的影響〉，載於氏編著：《中國文化對日越韓的影響》（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年），頁285-302。
- 金富軾（1075-1151）著、朝鮮史學會編輯：《三國史記》（京城：近澤書店，1941年）。
- 鄭麟趾（1396-1478）：《高麗史》，載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6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