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入關不是為了消滅明朝，而是為明朝報仇雪恨！？

相信不少讀者看一些如《鹿鼎記》般的清初電影時，都會問那些反清復明的義士何時出來舉起義旗恢復大明。這些反清義士都極具漢民族主義，認為滿清乃文化水平低下的夷虜，而且強制漢人剃髮都是施行暴政的措施，漢族同胞應該為了民族大義以及皇明而起來對抗滿清，當然，這種情緒後來影響了清末革命的意識形態。而這種建基於文化種族主義的反清情緒，當時在江南地區亦相當興盛，只是清朝的高壓政策而敢怒不敢言矣。但滿清皇帝高明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僅會使用高壓政策來「依法治國」，更會與反清人士辯論相關民族、文化的概念，以消弰漢人的民族情緒。

雖然清代文字獄相當嚴厲，無論是「維民所止案」還是透過修纂《四庫全書》來審查書籍的舉措，都反映清廷希望用不同方法來消弭漢族的文化種族主義情緒。但清廷依然會用懷柔政策來安撫、拉攏漢人平民及士紳階級的支持，例如祭祀大明太祖朱元璋、明思宗朱由檢，而滿清在與漢人辯論時從來不視自己為消滅明朝的勢力，因為他們認為滅亡明朝的不是滿人，而是漢人自己。讀者記得的話，崇禎皇帝自縊於北京煤山的時候，其實是「闖賊」李自成軍隊攻破北京城，當時吳三桂依然堅守山海關抵禦滿清進入關內。後來不少清帝都以此來為自己的政權來辯護，雍正年間發生的曾靜案就是觀察這種直接辯論的最佳例子。

曾靜在閱讀明遺民呂留良的著作後，吸收了呂氏的反清意識，並於雍正六年（1728）修書一封予時任川陝總督岳鍾琪（1686-1754）勸其作反：「慨自先明君喪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陸沉，夷狄乘虛竊據神器，乾坤反覆。……中國陰陽合會之地，只應生人之一類，不應復有禽獸並育。」直接稱滿人為禽獸，入主中原是侮辱中國這片土地和文化。岳鍾琪害怕朝廷誤會，故主動向朝廷和雍正帝告發了這件事，曾靜隨即被官府以謀反罪拘捕入獄。但是，雍正皇帝並不想直接將其處死，因為透過這件案件觀察到，雖然滿清入關已有數十年，但民間的反清情緒依然在暗流中衝擊滿人在漢地的統治。在雍正眼中，曾靜挑戰他個人權威仍屬可以原諒，但侮辱了整個滿族及其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就不能以處死這個簡單方法處理之，故此決定與曾靜辯論這個問題。

當然，戴罪之人不能上朝堂見皇帝，而皇帝亦無可能親自到監獄見這位謀反之人，故此辯論都是以紙筆形式進行，所有辯論都記錄在《大義覺迷錄》之中。雍正面對曾靜批評「中原陸沉，夷狄乘虛入我中國，竊據神器」的指控，他指出皇太極當時是管有朝鮮、蒙古的諸國共主，認為清朝之得天下是比起成湯、周武王更為名正言順，因為崇禎殉國已代表明朝滅代，李自成僭號於北京令天下大亂，清軍入關是回應中原人民希望天下太平的願望。故此，滿清是代民討伐闖賊亂軍並且平定天下亂事，而明思宗亦因為清軍入主北京而得到厚葬，令不少明朝臣民都帖然心服。

面對種族問題，雍正又批評呂留良、曾靜等人挑起民族對立，故此，雍正透過質疑「中華」的地理概念來反駁曾靜指滿人是無文化的「蠻夷」。雍正認為，清朝起源自滿州就像中國有籍貫概念一樣，只是大家出身地方不同而已，就像古代的舜是出身東夷、周文王是出身西夷，但這樣也無損歷代儒家學者、文人對他們的尊崇，若如此，清朝起自滿州又將如何損害皇帝管治全國時的英明神武呢？雍正又指，今天的湖北、湖南、山西、四川等地都不是「中國」的管轄範圍之內，難道他們今天仍是蠻夷嗎？現今滿清將蒙古等地併入版圖之內，難道不是令「中國」疆土更為廣遠嗎？

雍正又批評，人禽之別不應以種族出身作為標準，而是應該以該人是否有傳統儒家倫理作為標準，有文化比起出身何處更為重要。學者曾經指出，雖然「中國」在地理概念上的內外之分一直都不明顯，但是文化心理界限上就一直有明顯區隔，雍正所說的正是要破除這種地理、文化上的界限，並將滿州納入「中國」的定義裡面，而這個「中國」並不是現代中國所定義的民族主義主權國家的概念，而是宏觀的文化概念。

雖然雍正鼓吹這種「滿漢一家」、「天下一體」、「華夷一體」等概念，目的在於希望透過溫和的辯論，在漢地完全消除反清情緒，而曾靜後來也沒有被處死，而是被命令手執《大義覺迷錄》到各地公開演講（尤其是反清情緒濃烈的江南地區），以宣揚雍正皇帝的寬宏大量、英明神武，以收宣傳之效。必須承認的是，這種安撫性質的軟性手段也是成功的，在曾靜案以後也再未有發生如此的謀反事件，直到鴉片戰爭以後清廷對外屢戰屢敗後，不少文人到日本留學時重新發現清初反清復明的文獻時（當時不少反清文獻透過流亡明遺民、反清義士、日本商人，而流傳到日本並得到保存），便重新提倡以漢族為本位的民族主義來回應他們眼中的「民族危機」了。

參考資料：

1. Spence, Jonathan D.,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Viking, 2001).
2. 小野川秀美：〈雍正帝と大義覺迷錄〉，載於東洋史研究會編：《雍正時代の硏究》（京都：同朋舍，1986年），頁309-321。
3. 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載於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台北：聯經出版，2014年），頁341-392。
4. 安部健夫：〈清朝と華夷思想〉，載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人文科學》，第1卷第3號（1946年），頁1-23。
5. 陳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認同與歷史書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