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談論到白團在台灣主張反攻大陸時期對台灣國防的考助，這一回就來到了尾聲，談談日本白團和中華民國歷史上幾個外籍軍事顧問團的差別。蔣介石主政時期，曾經起用過數個軍事顧問團，包括聯俄容共時期的蘇俄軍事顧問團、黃金十年時期的德國軍事顧問團、二戰後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包括戡亂時期的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以及在韓戰後成立的駐台灣美軍顧問團），以及本系列提到的日本白團，而蔣介石本人就明顯偏好日本人多於前三者。
蘇俄之軍事顧問團為聯俄容共時期之產物，但蔣在民國十二年（1923）遊俄時發現紅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更以「頹唐」來形容紅軍士氣，不符合蔣介石建軍所提倡重視精神力的思想。終在中蘇軍事合作時期，蘇俄軍事顧問團大多只集中在蘇聯方面對國軍之武器供應，或成為維持中蘇外交的中介者。而且，蘇聯在與國民政府合作期間，亦極具赤化中國的政治意圖。不過為了蘇俄援華的軍備，中山艦事件後的蔣介石雖然反共，但又不至於與蘇聯斷絕合作關係。而且，因為當時的北伐戰爭已經開展，與蘇俄斷交也是節外生枝之舉。不過就軍事顧問而言，蘇俄顧問團就只向國民政府提供武器而已。
至於德國軍事顧問團，就是中國因為軍閥割據而衰敗及德國因一戰戰敗而衰落，兩者一拍即合的結果。德國軍事顧問團是由蔣介石認為是「唯一的歐洲朋友」德國少校鮑爾（Max Bauer，1869-1929）成立，該軍事團至一九三十年代末，因為德國受壓於日本外交壓力而結束。而是次軍事合作大多都側重於，如何抵抗日本對華之侵略，如國防工業計劃、以裁軍建立德式精銳師之計劃。這些政策大多只集中在短、中期內之國防工業問題，未有涉及長期之軍事體制問題，是為德國顧問團之缺陷。
至於美國駐華顧問團，則是因為蔣介石要在二戰期間爭取美援而衍生出來的副產品。從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1946）事件中，蔣介石認為英國和美國始終是帝國主義國家，而且不諳亞洲形勢的史迪威，因不諳緬甸戰場情況而令中國第五軍、第六軍在參戰緬甸初期敗戰，蔣介石亦發現史迪威並非有才之人。而英國與英屬印度軍隊的軍容不整，守將的消極保守，令蔣介石大失所望。史迪威本人亦曾假稱受意於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負責執行暗殺蔣介石的任務，雖然後來放棄這個計劃，但在戰時逼迫蔣介石交出中國軍權一事就令蔣極度不滿；後來國民政府遷台後，美國國務院中國科曾擬定《台灣政變草案》，鼓勵親美的孫立人將軍兵變，以推翻蔣介石政府，也令蔣介石對美國大為防範。這些事件都反映了蔣介石對於西方世界的不信任，亦可以看到蔣介石只視美國為軍援供應國，而非真正的軍事合作。基於當時中國局勢陷於國共內戰情況，沒有空間對軍事體制進行深入改革；而且加上出於台灣時期蔣介石對美國干預台灣內政的抵制，令美國顧問駐華顧問團缺乏對改革軍事體制的建議，只流於硬件上的戰術、戰略意見。
至於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則成立於中日兩國共有的反共目標，而且舊日軍軍官願意協助中國之動機，比起其他國家的軍事顧問團來得單純。他們希望中國在成功消滅中共後能夠推動民主憲政、軍事及經濟發展來復興東亞世界，並且以此振興在二戰時完全戰敗的日本，這些想法都非常理想主義。蔣介石更多次視察白團工作，而且對其非常信賴，因而給予比起國內將領更好的待遇，諸如日本教官休閒時可做任何事情、安排台灣廚師煮日本料理、安排懂得日語的年輕台灣姑娘照顧起居、每年都請白團成員到士林官邸和陽明山別墅談笑風生。
蔣介石曾經在國軍軍事會議中面對國軍將領對白團之質疑，蔣介石亦在此時偏護白團，反映出白團的地位比起國內將領更高和更重要。這也反映了蔣介石的態度，由戰時的仇敵轉變成為反共伙伴。這點，也能夠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受降儀式細節，以及「以德報怨」政策上，可以看到蔣介石對日本的寬容大度。雖然蔣介可背後懷有政治動機，亦即係反共、反蘇的考量，但是，以道德力量來感化日本人和舊日本軍人的方法十分成功。姑且不論蔣介石當中的政治考量，一個曾經侵害中國至深的國家能夠得到中國領袖人的原諒，而且不計前嫌，邀請他們到台灣對抗中共進犯，這種道德情操實在難得。
從中國、日本關係而言，日本在戰敗後有舊皇軍軍人前往他國當顧問，是一件十分尷尬的事。日本當局雖然知道岡村寧次與中華民國的互動，並且亦曾派出警察到各海關關口、海港監察這些活動，但日本政府從沒有對赴台灣之舊將領加以懲治。在他們沒有嚴重影響到日本的國際地位和利益（包括美國當局在日本之政策）時，日本亦奉行「隻眼開隻眼閉」的原則，在表面上維持反對態度，但實質上就干涉這些行為。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日本對於白團之取態一直是默許的，日本仍希望透過外交去修復與各國的關係，因為日本在戰時侵犯了整個東亞，戰後很合理地希望重建外交關係。但對於中華民國這個舊日敵國，日本不可能明顯地向中國簽署合作條約，如技術、經濟、武器支援等，因此白團亦正好符合日本的政治動機，而白團的秘密性及顧問性質亦不損害日本國家形象。因此，日本對美國要求日本政府阻止白團赴台灣的要求，保持陽奉陰違的態度，在當時國際環境而言亦屬合情合理之舉。
實質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並非「無條件投降」，日本的唯一條件是同盟國佔領日本時，不得將作為「神的同族」的日本天皇視作戰犯看待並將其送上軍事法庭。這是出現日本政府、軍部希望繼續以日本天皇作為「國體護持」的希望，這點得到美國政府默許支持，天皇制才得以保持。而當時美國對天皇制的態度，則是「天皇的命運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華盛頓當局亦早已決定保留日本天皇，以令美國對日本的接收及佔領工作能夠順利進行。不過，戰後共產主義的興起，特別強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因為其「反人民反革命」，而皇帝制度正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之代表，日本保留天皇制，更是共產黨口中的「階級敵人」。因此，日本奉行反共主義的目的，乃係出於保護天皇制和其在日本的精神領袖地位。拉攏反共的中華民國，是抗衡國際共產主義的「輸出革命」及「國際主義」，以免「革命」被輸出至日本。日本在美國和中國反共的國際政治氣候下，可謂能夠藉此擴展自己的外交空間，而白團亦是這個環境底下的產物。
至於美國的角色，美國在一九四九年蘇聯引爆核彈成功後一直都感到強烈不安。民國三十九年（1950）韓戰爆發，方令美國如夢初醒，立刻派出海軍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美國雖然不滿蔣介石在政治、外交上的所作所為，但出於需要在東亞建立一個反共橋頭堡，而台灣的地理位置十分接近大陸，而且當時的中華民國海軍借著台灣實行「關閉政策」，封鎖大陸各大港口，對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大陸構成極大威脅，例如對大陸海岸線的封鎖能夠影響大陸經濟情況和國防安全。因此，美國在得悉白團在台工作之後，雖然曾經表達不滿，但這只是口頭上的道德立場，美國在實際上對白團在台工作沒有大型干預，亦沒有阻止岡村寧次、富田直亮等人赴台。這反映出美國在國際反共情勢下對白團的取態。
白團在台灣的存在亦反映出蔣介石希望透過日本勢力，來壓制美國對台灣自身實行政策的影響力。出身於美國軍校的孫立人將軍，在國共內戰初期即被蔣介石調往台灣訓練軍隊，在本省建立了自身勢力，亦因為美國背景而親美。孫立人將軍在國府遷台以後主理國軍的訓練事宜，而蔣介石就將國軍精銳部隊在未與孫將軍討論的情況下交予白團。孫立人將軍曾經對此有所不滿，亦曾向美國駐華大使館講述此事。但基於蔣介石從抗戰開始，已經對美國採取不信任的取態，以及在軍事訓練上相信亞洲重視精神戰爭的考慮，蔣介石極有可能以白團來華一事，來去抗衡美國對台灣的政治壓力，以示中華民國不願被美國所壓制。
白團在民國五十八年（1969）正式解散，其對於反攻大陸計劃的角色，在前期以實質的戰術及戰略意見為主，提供建議予國軍如何有效反擊共軍進犯，以及防衛台澎金馬；後期，則以軍事制度和體制改革為主要任務，由點到面，由淺入深，白團曾建議國軍增購一千六百多架戰機、興建三十萬噸級的艦艇、擴軍至六十個師的陸軍規模；白團亦曾經草擬反攻計劃的詳細內容，建議國軍先光復廣東省，作為糧食基地，並用五年時間光復整個大陸，可見是認真研究反攻的可能性和實行細則。白團並非以往蘇聯、德國、美國等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可以比較，白團所推行的戰時動員制度更是延續到現在的台灣，以應對中共對台灣任何可能的進犯，可見其影響之深。反攻大陸的計劃作為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初期時一段重要的政策和歷史片斷，而日本白團則在反攻大陸時期作為策劃者之一的角色，顯示了白團在台灣史上的重要性。
總括而言，日本白團在台灣的存在，是中華民國與日本關係的一個縮影，關連到蔣介石在抗戰以後對日本的政策、日本軍人對於蔣介石「以德報怨」的感恩態度，這更作為了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在東亞世界相互對抗的印記。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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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田裕著，周保雄譯：《亞洲、太平洋戰爭》（香港：中和出版，2018年）。
- 安德魯．戈登著，李朝津譯：《200年日本史——德川以來的近代化進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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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天石：《找尋真實之蔣介石》（香港：三聯書店，2010-2017年），四冊。
- 詹姆士．麥克萊：《日本史—1600-2000從德川幕府至平成時代》（新北：遠足文化事業，2017年）。
- 蔣介石：《蘇俄在中國》（台北：黎明文化，2013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