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蘆溝橋事變到日本投降之間的八年抗戰之間，中華民國承受着龐大的人口傷亡，這包括了300多萬國民革命軍將士的傷亡、2000多萬平民死傷，當中的南京大屠殺，乃至慰安婦問題等等戰爭罪行都令人髮指。戰爭罪行固不能被忘記，但如何確保日後的和平也更為重要，因為二戰爆發就是一次「以怨報怨」的過程。
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時，就發表了和平演說，希望國民不要忘記國軍將士為國家的殉死，但也要以民族最高德性對待無辜的日本國民，因為日本人也是受到軍國主義政府所愚弄的：
「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他最後的證明。……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祇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逼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自拔於錯誤與罪惡。」
在軍事上，美國曾在民國三十二年（1943）開羅會議時，主張日本在戰後與德國、韓國一樣，領土需要受到分割和佔領，美國邀請中國派出四個師，即十三萬國軍官兵到日本的四國、東京四個同盟國區域其中一個，作為駐日華軍。但最後蔣介石卻不想日本如韓國及德國般，國土、民族受到分割並釀成另一個戰爭危機，故此決定放棄佔領日本。並且提出由美軍全面佔領日本，以免引起不同陣營在東亞的對立。
在社會、政治制度上，菲律賓、蘇聯、澳洲就曾經主張廢除天皇制，但蔣介石作為日本第一大對手，就主張擱置天皇存廢問題，讓日本人自己處理，令天皇制變相得到中國默許保留，以確保日本社會穩定；滯留在中國領土的日本軍民則可以全數獲准遣返日本，每人可帶有一千日圓以及五十公斤行李回國，比起當時日本國內配給制度的物資更為好。中國亦利用國內八成航運力，將這些滯華軍民遣送回日本；蔣介石也決定放棄報復性賠償，後來簽署的《中日和平條約》就正式放棄對日求償，目的除了是希望日本可以快速從戰爭傷痕中復原，更重要的是拉攏日本作為中華民國的盟友。
蔣介石一連串的「以德報怨」政策，令舊日本皇軍將領感到非常感恩，如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就敬佩蔣介石作為中國領袖的風度、曾經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就認為蔣介石體現了東亞的傳統道德，將令日本人自慚於戰爭罪行之中；日本軍民更在1964年在山形縣成立「日華親善協會」，並發展成在全國擁有四十八個分會的組織，以感謝中國領袖蔣介石為宗旨；亦有人在愛知縣建立起中正神社，以祭祀、紀念於1975年（民國六十四年）在台灣逝世的蔣介石。
對於曾經留學日本的蔣介石而言，「以德報怨」政策可能出於他自小對日本文化、國家的仰慕和同情；在政治思想方面，蔣介石一直認為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更不應互動攻伐；在政治意圖方面，他採取「以德報怨」的方針卻是出於針對中共的動機，這一點就會在以後的專欄文章繼續為讀者分析這一段近代的中日關係史。
參考資料：
- 黃自進：《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 古屋奎二編，中央日報社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台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