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的專欄談到日本南朝的懷良親王派出五山高僧絕海中津大師訪問明朝，絕海中津更在朝見明太祖時即席賦詩，表達對中華上國的仰慕。但是，就算日本是如此示好，也無法改變明太祖認為「倭寇問題是日本官方對中國的侵擾」的看法。故此，明朝不熟悉倭寇問題在現實上只是九州流寇、中國沿海居民的海盜行為。
懷良親王在第二次派來名為如瑤的僧侶，至明朝上貢方物、駿馬十匹之時，明太祖命令禮部尚書撰寫書信，責問懷良親王：「王居滄溟之中，傳世長民，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妄自尊大，肆侮鄰邦，縱民為盜。……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這段引文的意思是，日本在歷朝歷代都尊重中國，並受到中國皇帝禮遇，在日本願意奉明朝為宗主國之後也不會有例外。但如果日本要侵略中國沿海，那明朝必定興兵討伐日本。
不過懷良親王接到明太祖詔書以後，就回書批評明太祖自視為中華上國，封疆萬里但卻時常對小國有欺凌之意。而日本作為小中華，文有孔孟之道，武有孫吳兵法，為了捍衛國家獨立，日本若受到入侵的話，將會舉國抗戰對抗明朝入侵：
「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
明太祖收到懷良的回覆後，就極為憤怒，欲出兵之時就想起了蒙古曾經征討日本卻遭日本神風大敗而歸的前車之鑑，就忍下了手沒有出兵。日本在回書時避談朝貢、打擊倭寇的事情，只表示日本將會拼死保衛國家獨立。雖然回信中，日本自稱為「臣」、「遠弱之倭，偏小之國」，但在傳統的中華世界秩序下，以如此語氣與宗主國皇帝對抗，將會被視為大逆不道。從這個例子可以見到，中國與日本的藩屬關係在明代的東亞來說，已經是有其名、無其實。
而後來明朝著名的胡惟庸案，亦即促使明太祖罷免宰相職位的導火線時，胡惟庸被懷疑勾結日本的懷良親王，意圖顛覆明朝的「國家安全」，例如高僧如瑤被懷疑率士兵四百人詐稱入貢，但實際上藏火藥、刀劍在其中，並在晉見時上前刺殺皇帝，但胡惟庸事敗後就無疾而終。雖然這件事係記錄在明朝的史書上，例如明代的《明太祖實錄》，以及清代官方由張廷玉所主持編修的《明史．日本傳》當中，但是在明朝官方的主觀詮釋下，這些事是否為事實全部，就無法為後人所得知和深究。不過，能夠肯定的是，在胡惟庸事件後，太祖編纂《皇明祖訓》並將日本列為「不征之國」，兩國不相往來是一個對中國和日本最好的方法。
後來北朝的足利義滿將軍統一日本以後，才向明朝皇帝明成祖朱棣主動請貢，以取得足利家在日本國內統治的法統，在名義上向中國稱臣。在傳統「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概念下，曆法的使用被視為中國皇權的專利，藩屬國理應使用中國重帝的年號作為紀錄史事的曆法。雖然日本在名義上向中國稱臣，但在國內曆法上，卻使用日本天皇的年號「應永」，而非明成祖的「永樂」，就可見日本已存在「小中華意識」，並與中土皇朝分庭抗禮。
參考資料：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太祖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
- 佐久間重男：〈明初の日中関係をめぐる二三の問題：洪武帝の対外政策を中心として〉，載北海道大學教養部人文科學論集編集委員會編：《北海道大学人文科学論集》，第4期（1965年2月），頁1-46。
- 鄭樑生：《明史日本傳正補》（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
- 邊土名朝有：《明代冊封体制と朝貢貿易の研究》（沖繩縣那霸市：新星出版株式會社，2008）。
- 嚴從簡：《殊海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香港大學文學士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