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刊登的《明代中日關係專欄》說明了中日關係源遠流長，兩國互動歷史充滿了恩怨情仇，難單以仇恨或是恩情解釋之。今年二零二二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及日本國政府建交五十週年，也許本文能夠就此梳理近代中日兩國的關係與互動。
在歐洲勢力滲入亞洲之時，中國和日本同樣備受帝國主義的衝擊，兩者分別進行了洋務運動以及明治維新應對之。但很明顯地前者在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時遭到無情的挫敗，而後者在明治維新期間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就在日俄戰爭體現得一覽無遺。明治年間主張興亞論的日本擁有強烈的大東亞主義情緒，希望能夠與中國一同崛起，並驅逐歐美在亞洲的勢力，建立亞洲人的亞洲。
為此，明治時期的日本政府和民間都相當支持中國改革或革命，例如專門設立中國人學校以提供學術訓練，以促進中國的進步，例如汪精衛、周恩來、宋教仁便就讀於日本法政大學，蔣介石、何應欽、張群等民國政要便就讀於東京振武學校；於中日方面，中華民國國立學校多使用日本的漢文課本、近代中國亦多用日譯的外文詞語，例如「主義」、「健康」、「經濟」、「革命」、「政治」等等。雖然中日兩國在政治上長期處於敵對狀態，但是於民間、私人層面上的交流卻就非常友好。不少革命失敗、推動革命運動的人士，在遭到清政府捕殺時都選舉逃亡日本，並得到日本政府保護。
甲午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侵佔華北、侵華戰爭，造成了無數中國人的苦難。但是在戰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發表抗戰勝利演說，認為雖然中國人在此次戰爭中所受的苦極深，但是要憎恨的並非被納粹軍閥愚弄的日本人民，而是要憎恨犯下戰爭罪行的日本軍閥。並認為在重見青天白日之時，中國軍民應該要知道「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民族德性，要以良善德道責成日本人民自拔於自己的錯誤之中，而不應該以暴行報復他們的行為，否則只會怨怨相報，和平時代亦難以到來。日本上下均對蔣介石「以德報怨」的行為非常感恩，更在愛知縣設立中正神社，以祭祀蔣介石對再造日本的恩德。
而在後來的國共內戰之中，亦有不少日本官兵加入國民革命軍圍攻共產黨；而國民政府防衛台灣時，亦得到不少前日軍將領提供軍事意見。這固然令國民政府得以保存在台灣，但亦令日本官方與後來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處於敵對關係。不過，日本亦對中國大陸採取「政經分離」的政策，政治雖處於敵對狀態，但民間交流卻十分頻繁。
1972年時值美國總統尼克遜採用「聯中抗蘇」的策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改以友善態度，更親自訪問中國大陸，得到了中國大陸領導人毛澤東友善的接待。事實上，美中關係只要得到改善，就令中國與鄰國的關係得到改善，在經濟及政治上得到無比的益處。日本國政府也在此前提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改善兩國關係，簽署《中日聯合聲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且建立兩國的邦交關係。而日本亦在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向中國提供大量無償援助，以令中國大陸得以發展經濟。
而近年來，民族主義再度在中國大陸興起，不少中國的民間人士談起中日關係，都會指控日本在侵華戰爭時期對中國人所犯下的戰爭罪行，例如扶植滿州國及汪偽政權、在南京的大屠殺等等。這些反人類的戰爭行為絕不能為後人所忘記，世人亦熱愛從歷史之中尋找公義和正義，因為牽涉到民族情緒和轉型正義的問題；而不少盲目的民族主義者同時間指責日本是美國傀儡，在日本遭遇天災時冷嘲熱諷，漠視了日本國內的政治現實和日本人民的情感。雖然中日雙方在釣魚台（日方稱為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以及台灣問題上時有爭議，不過若果動輒單以民族情緒回應之，就不顯得是具有智慧的做法。這些失去理智的行為，亦不符合理性上「愛國」的定義和本質。中國和日本要在未來回復友好關係，就要雙方理性地討論對未來中日關係的構想以及協調了。
參考資料：
- 岡本隆司著，郭清華譯：《日中關係1500年：從朝貢、勘合到互市，政冷經熱交錯影響下的東亞歷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19年）。
- 傅高義：《中國與日本：傅高義的歷史思索》（台北：天下文化，2019年）。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