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以為和尚的職責，主要是在佛寺內靜修以及抄寫經文。但是在明代日本對中國的外交關係上，僧侶就顯然成為了日本的信使。日本之所以選用僧侶作為使者，原因在日本京都、鐮倉等地的五山僧侶非常熟悉當時東亞的共同語文，即漢文，而漢文則是建構了中國、東亞朝貢體系的重要條件，因為需要撰寫、解讀外交文書，需要極高的漢學修養，而五山禪林中大多僧侶的漢學水平甚高，故此選擇僧侶作使者赴明。
而當時赴中國的日本僧侶大多都十分仰慕中華文明，日本文獻有如此的記載：「津侍者號要關，告別將遊江南。余草先國師行狀而付之曰：『蓋聞大明之朝有文人宋景濂（1310-1381）者，呈此以求碑文並銘詞』」而當時宋濂於《宋學士文集》記述中，則印證了日本說法：
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者來貢方物。考功監承華克勤勉奏曰：「日本有高行僧夢窗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白塔未有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因使者而求之。」
而日本僧侶之所以來華請求中國士人的墨寶，原因在於把中國名儒為其撰寫語錄文集的序、跋以及塔銘視為接受其資格與印可，是對其德行的肯定。以絕海中津（1336-1405）為例，絕海中津在入明前受其法兄周信囑託，而向宋濂求塔銘。其入明以後受到太祖的接見，太祖問絕海中津以法要，問日本的徐福熊野古祠的情況，請其賦詩，絕海中津對賦：「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太祖隨即和賦：「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
絕海中津七言絕詩中充滿對「中國」之仰慕，如以「雨餘肥」和「波濤穩」表達出在以大明為中心的中華秩序之中，四海昇平，日本蒙受中國之恩蔭。而絕海中津私下的記載也充滿對「中華國」的仰慕和感恩：
鹿苑絕海和尚，曩遊中華，卓鍚於龍河，時當大明洪武九年之春也。太祖高皇帝召見英武樓，顧問海邦遺跡熊野古祠，勒令賦詩，欣蒙賜和。未幾東環，寶藏珍護，積有年矣。 壬午秋，余使日本國，一見萬年山中，沐以舊遊為懷，數相諸慰。一日撐御詩軸，幸獲欽覽。既而徵次嚴韻。執筆未敢，辭固弗容。謹拜頓首，書其未云。 採藥秦人舊有祠，春風幾見朮有肥。老禪曾到中華國，御筆題詩賜遠歸。 道彝 掛錫龍河古佛祠，一生高潔厭輕肥。賦詩名人金鑾殿，携得天香滿袖歸。 會稽一如謹和
相傳秦代被始皇帝派遣到東海尋找長生不老之藥的徐福，為了逃避暴秦的苛政，故此在東渡以後不再復返去西土，而定居在今天日本和歌山縣的熊野地區。故此，「熊野」一詞就代表著中日兩國源遠流長的交流。而日本人也相當自豪自己在秦代開始，已與中國建立起緊密的文化交流，繼承了正統的中華文化。此可見當時的日本人已存在中華意識，在漢文化等同「中華」的年代，「中華文化」成為東亞政治秩序的絕對標準，也以中華文化為榮。只是由於日本離「中國」比較遠，交通往來不方便，故此日本在幕府的統治下，漸漸成為日本式的「中華」秩序，以日本為中心，開始與「中國」分庭抗禮，但文化基礎上仍是以「中國」本土的儒家禮教為本，自身發展出不少儒學流派。
參考資料：
- 上田純一：《足利義満と禅宗》（京都：法藏館，2011年）。
- 宋濂：〈日本夢窗正宗普濟國師碑銘〉，收入氏著、王雲五主編：《宋學士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卷三十三，《翰苑別集卷第三》，總頁589-590。
- 絕海中津著：《蕉堅藁》，載氏著、入矢義高校注：《五山文學集》（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頁140-141。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室町時代出版的珍本《蕉堅藁》，網頁：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32124。
作者：陳沛滔，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哲學碩士生，香港大學文學院畢業。現為國史教育中心（香港）青年委員。
